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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镜像”认同之舞试论《新青年》出版史意义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儒家文化所建构的民族认同镜像被击得支离破碎。面对这双重危机，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树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以“科学”解决道德信仰危机，以“民主”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掀起了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企图重建现代中国的认同镜像。这种重建民族认同镜像的努力，因其所内舍的矛盾，没有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但深刻规约了现代中国的重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民族镜像新青年　出版史 　　发端于20世纪前期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在各种话语的言说中被不断地言说、改写和回忆，成了现代中国话语实践的意义策源地。在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力量返回历史，对五四进行言说、书写，在对历史的回忆中完成当下的意义建构，处于当下历史的每个人都为五四创造了更符合他们需要的不同形象。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把用历史作成批判现实的镜子从而给人们启示的过程，称之为‘寓言化’”，并指出“寓言化”是指为了教育当代的回忆。无疑，五四是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各种话语正是从对这个“寓言”的阐述中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的。但于笔者而言，将以《新青年》为内核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看做现代中国的“镜像”，在如何理解、认同这个“镜像”的历史实践中，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旅。 　　一、“意义”与“秩序”：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双重危机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完成现代转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知识精英的绝对道德律令和无法化约的意识形态力量。在这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有一组无法绕过的矛盾：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是时间维度上的先进性，或者说仅仅只是地域上的特殊性。如果是时间上的先进性，那么，西方的现代化就是普世的；如果只是地??上的特殊性，那么，对中国这一特殊于西方的另一地域空间，探求另外的现代化实践就是可以诉求的，“中体西用”就是这一诉求的最好表述。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实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遇到巨大的挑战，表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它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信仰危机。在中国传统的意义世界里，儒家为国人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以仁学为中心的人生观，成为几千年来维系国人意义世界的价值根基。五四以后，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君子理想和以天下国家为轴心的社会理性在五四前后受到了全面挑战，像这样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如此严重的意义危机，可以说是中国这一地域空间的“殊像”。现代化即是“祛魅”的过程，西方在其世俗化过程中，因有强大的宗教背景，在意义信仰层面，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处所。而在中国，因宗教思维不发达，远古的宗教、伦理、政治三位一体，进而演进为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思想形态，因此，信仰世界是一种泛政治化的道德。“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儒家虽具“终极关怀”品格，但它执著地追求现实人生的意义，充满强烈的此岸关怀与实用色彩，当儒家的社会建制崩溃之后，其信仰系统也难以继续维持。 　　2.秩序危机。与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同时发生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儒家以“仁”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仁”有不同的体现，根据他人同自己的关系来决定仁爱的厚薄亲疏。这些厚薄亲疏的爱对应的是现实社会中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妻、朋友等人际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把这种等差之爱进行制度化、法制化，就是严格等级尊卑的“礼”，以此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规则。因此，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儒家的礼治提供了符合那个时代正义标准的规则秩序，但在中国遭遇现代性时，这种儒家文化建构的中华民族的认同镜像被击得支离破碎。 　　这种双重危机表征着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感，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文化出版界的努力，为中国重建民族文化认同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坐标，《新青年》的适时出现，正好回应了这一历史要求。 　　二、“科学”与“民主”：《新青年》重建民族认同的努力 　　面对这双重的危机，五四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祭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希图化解危机，重建中华民族的认同镜像，以“科学”解决道德信仰危机，以“民主”解决社会政治危机。 　　1.信仰以“科学”为鹄的。在《新青年》阵营内，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为解决中国的信仰问题，面向西方寻找资源，高举“科学”的大旗，相信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应该可以解决信仰问题，科学可以成为一种最可靠的人生观，可以提供给现代人一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