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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藏于史学家身上新闻记者特质 　　司马迁因他的鸿篇巨制《史记》而名垂青史、家喻户晓。《史记》在我国历史上的开创性功绩是举世瞩目的，这部集司马迁毕生精力的著作，洋洋洒洒50余万言，记录了上迄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的历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其记录之详尽完备，不禁令人叹为观止，被后人称为“信史”。鲁迅先生更是给予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彰显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史记》不仅受历代史学家的充分关注，亦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偏爱青睐。史学家、文学家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吸取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然而，《史记》和司马迁留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这部巨著所凝聚的，除了作者创作的艰辛和精心之外，还充分体现了司马迁身上的诸多气质，这正是当代人所急需的。司马迁坚持真理、舍生取义，理想坚定、执着追求，广取博采、尚真实录的精神，恰恰是当代新闻记者应具备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历程，也是一个新闻记者成长成熟的必经之路。 　　坚持真理，舍生取义 　　司马迁把生命的价值看得十分重，曾在《报任安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在司马迁眼中，仁人志士苟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绝非如常人般贪生怕死，死也要死得其所，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司马迁内心中的坚守与现实生活中的践行是合一的。在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大臣们纷纷诋毁，落井下石，无非是为了迎合汉武帝的心思，司马迁则公正地指出了事实，《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列传》记载：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面对强权以及帝王的癖好，司马迁也是充分考虑到后果的，但他选择的是坚持正义，最终受了残忍的宫刑，然而，历史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冤屈和耻辱。这种浩然正气、铮铮铁骨，也许是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应具备的光辉气节。与司马迁一样，坚持正义、追求人生的价值应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从这个意义讲，司马迁勇敢地把他所知道的事实表达出来，指出存在的不公，如果是在当代，我们真的可以称他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理想坚定，执着追求 　　热爱新闻事业，忠于新闻事业，甚至献身于这项事业，是每个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支撑新闻记者前行的正是内心中坚定的信念。发愤著书，将事实客观地呈现给世人，这同样是司马迁的执着追求。司马迁从少年时起便在父亲的熏陶下苦读，并周游四海名山大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游历的生活拓展了司马迁的视野，培养了他的文学气质。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可见扎实的知识积淀是司马迁实现理想的基石。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表明了其内心的痛苦和生存下来的原因。《汉书》卷六二《司马迁列传》记载：“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但司马迁前进的步伐并未受到阻止，相反，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遭遇逆境挫折，之后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一名记者成长的路上，苦难和艰辛是砥砺意志、磨炼身心的法宝。坚定理想，执着追求，不断充实自我，是成为优秀记者的必由之路，今人岂能不若古人哉！ 　　广取博采，尚真实录 　　司马迁的太史令是承祖业，其父司马谈在辞世前曾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可见，《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谈的遗愿，同时，也告诫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责任感，也可谓职业操守。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是以父亲的遗言为准则的。据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