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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方式变化对农户时间分配影响 　　摘要：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后，灌区农户集体使用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灌溉方式大为减少，相反，农户更多地选择自组织建设小型水利设施的灌溉方式。在“大水利”被“小水利”替代的演变中，有必要研究农户灌溉方式的转变对其时间分配的影响。借鉴加里?贝克尔时间和家庭生产分析框架，根据时间分配理论，利用湖北省600个农户的样本数据，就灌溉方式对农户时间分配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田水利灌溉方式的转变对农民时间分配有较大的影响；集体灌溉的农户比家庭灌溉的农户参与农外创收性劳动的概率更高，时间也更长，从而可能比家庭灌溉的农户获得更高的收入；但灌溉方式的变化对农户休闲时间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灌溉方式；时间分配；集体灌溉；家庭灌溉；灌溉偏好；灌溉时间；从事农外创收性活动时间；家庭内部生产时间；休闲时间 　　中图分类号：F069.9；F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3 　　一、引言 　　萧伯纳认为“经济是充分利用时间的艺术”，时间分配历来是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新消费理论认为，随着时间价值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偏好于用节省时间的方式来满足稳定的需求，而满足的方式是通过对能够满足需要的工具的投资，即人们的偏好受到外部环境约束。关于生产者时间分配，国内外有着较为成熟的研究。Ilahi（2000）对巴基斯坦地区妇女的时间分配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公共供水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影响妇女时间分配①；Gronau（1977）的研究采用时间三分法，将时间分为市场工作时间、家庭内部生产时间和休闲时间；刘秀梅等（2004）在研究内蒙古中部南部农业区农户非农时间供给行为时同样采用三分法，将其家庭时间分为消费时间（闲暇）、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业劳动时间；齐心等（2003）对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时间配置的研究则采用的是四分法，即按照生产劳动时间、生理必需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来考察和研究农民的生活时间结构。 　　国内外关于时间分配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样较多。例如：Bloch（1973）和Gronau（1976）认为家庭规模及结构会影响农民的时间分配，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与妻子的家庭生产时间正相关，与其市场劳动供给时间和休闲时间负相关，但孩子数量的增加将使丈夫的休闲时间减少；Kimhi（2001）也认为家庭结构对农民的劳动时间有影响，同时制度因素、文化背景或劳动力的差异都会影响劳动时间分配，但农田和资本规模并不影响农户的时间分配；Ilahi（2000）则认为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人们的时间分配；王琪延等（1999）对北京市居民的时间分配进行了研究；王雅林（2003）对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进行了考察；刘秀梅等（2004）根据理性假说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农户家庭劳动时间配置决策基本原理框架；朱农（2005）分析了影响家庭非农决策的因素；弓秀云等（2009）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影响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因素做了实证分析。 　　郑风田，裴培，丁冬，普??：农田灌溉方式变化对农户时间分配的影响 　　总体上看，在有关时间分配的研究中，很少有关于生产方式或技术不同对生产者时间分配的影响的研究，尤其缺乏对某一具体技术变化引起生产者时间分配变化的实证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我国农业灌溉方式“大水利”被“小水利”替代的实践对于“大水利”被“小水利”替代，学者们存在共识。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特别是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后，灌区农户集体使用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灌溉方式大为减少；相反，农户更多地选择自组织建设小型水利设施的灌溉方式。小型水利设施大量涌现，尤其是2004年水费收取制度调整后（罗兴佐，2005）。对于“小水利”挤占“大水利”的后果，学者们认为在个体化基础上的灌溉方式无法将大江大河的水引入农田，“不合作”所带来的农业风险并不亚于旱灾，小水利设施只能在风调雨顺的年份起到对农业用水略作调节的作用，无法真正抵抗旱灾（谭同学，2006）；由于存在插花田，即使农户拥有潜水泵，也不能解决所有责任田的灌溉问题，农户灌溉合作难引发了农户用水难和泵站经营难的双重困境（赵晓峰，2009）；不仅如此，农民自己对灌溉方式的家庭化发展并不满意，虽然这种家庭化的灌溉方式免去了合作灌溉中与其他农户协商、争水等的麻烦，但却既费时又费工（罗兴佐，2005）。，通过对湖北省600个农户的实地调研，研究灌溉方式的不同对农户的时间分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地分析大的抽水灌溉设备和灌溉渠道等被农民自购的小型抽水灌溉设备取代后，农民用于灌溉的时间分配是否发生了变化？农民将更多时间用于灌溉是否对其从事农外创收性活动产生影响？以期能丰富有关研究，并为有关决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