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纂家秦兆阳研究.pdf

摘 要 辑工作达20余年的编辑家秦兆阳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可跨越的典型 个案。从作为编辑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角色和个体命运出发， 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考量文学发展中编辑角色的 创造性作用，分析编辑活动对文学生态优化与文学秩序维护的特有功 能，能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坛在其政治、文化环境下的“话语场”：其 中包含着文学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与“创作异类”、编辑行为的文 学干预与社会政治的文学控制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透现诸多复杂的 文化信息；对探寻编辑活动在组织与引导文学生产，调控与把握文学 消费，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开发文学可能性并实现其现实性转化等方 面作用的新视域，寻求编辑主体、编辑活动和文学发展规律之间的相 互关系，从另一角度思考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秦兆阳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更具有文学编辑家的启蒙 精神。他本真自我的真实展现、自由精神的个性彰显、民间立场的合 理表达，构建的编辑主体精神，无不书写了一个主体意识鲜明且个性 丰满的文学编辑家形象。但秦兆阳的身份悖论显而易见，作为交织于 传统与现代、政治规约与艺术自律之间的知识分子，其个体文化人格 不可能不遭遇某种程度的分裂。秦兆阳的文学编辑生涯，为社会文化 规约与文学艺术性之间的博弈，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秦兆阳身份的矛盾和痛苦是深层次的、隐在的。在社会的狂飙突 进和政治的风暴面前，在历史的荣光与色彩面前，秦兆阳始终忠于自 己的信仰，他歌颂生活，也直面尴尬，追求人民愿望和历史真实的表 达，通过现实性、战斗性、开放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办刊追求，塑造 了期刊的编辑理性。这种理性意识，是文化力量对秦兆阳身份的塑造。 秦兆阳编辑身份的认同过程，正是在个体与政治激情和时代幻象的博 弈之中，即在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批评家三重角色的互动、整合的过 程中形成的，是其文化人格的一种综合、复杂的表现形式。 编辑所需的文化精神凸显了时代文学的美学走向。秦兆阳始终强 调多样性的文学形式，鼓励多元的艺术风格，突出作品的实际生活意 义。通过在《人民文学》期间充满先锋和启蒙意味的探索与尝试，在 《当代》期问的充满反思和沉重感的整合与开拓，秦兆阳延续了他的 现实主义主张，并在其中深深烙上了其文化人格的色彩，当时代沉浮、 个体历练两相叠加，所有的宠辱都渐行消退之后，秦兆阳的沉静、厚 重及其处理政治与艺术关系过程中的中庸，与扛着改革开放大旗阔步 前进的社会现状两相辉映，构建了一幅平衡传统与现代、厚重感与新 鲜感的文化坐标，书写个人，畅想未来，更倾情家国，传承历史，顺 应时代，朴素自然，真实感人。 秦兆阳具有鲜明的作者观。秦兆阳清楚地表明了其面对文化场 域的不同规范与要求时和作者的相处方式：一是编辑和作者具有某个 文化场域的共识，但却不得不接受文化场域某个方面的规约，这以秦 兆阳编发《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受到批判和被 流放为代表；二是编辑和作者有着深度共鸣，外在力量成为传播和增 加文化场域新质的推动力，当以秦兆阳编发《芙蓉镇》为代表；三是 编辑和作者暂时未能取得共识，社会、文化场域与编辑主体的精神文 化追求出现裂缝，这当以秦兆阳错失《九月寓言》为代表。受到社会 文化场域的干扰，秦兆阳有坚持自己艺术理想、与作者共进退的勇气； 当编辑和作者对文化场域理解产生分歧时，秦兆阳选择了自己作为编 辑主体的价值判断与文化精神，坚守自己的文学主张。作为一个敢于 担当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责任和使命感的编辑，秦兆阳只能在让渡自 己部分主体性的同时，也让渡一部分作者的主体性，以达到在文化场 域内编辑和作者的共同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他选择了主体功能的退 让，以获取文化和社会场域惯性的认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又 是他获得主体性不得不选择的途径。 编辑与读者的关系是文学生态的一种隐匿层面。秦兆阳在办刊过 程中，通过文学选择、编辑议程设置、读者期待视野的满足、读者需 求的适应与提升等途径，不断开拓读者的阅读空间，从而实现文学期 刊的传播功能，优化文学生产机制。读者的参与，使文学传播纳入显 在的“作者一编辑一读者”和隐在的“读者一编辑一作者”的双向的 循环体系之中。秦兆阳读者观实现的具体路径是：在《人民文学》时 期，将“创作谈、“编者的话与文学批评文章灵活安排，吸引读者 参与传播过程；在《当代》时期，则让读者参与到刊物评论与作品评 奖之中。在处理编辑与读者“间距’’时，秦兆阳的选择是清晰的：不 超越现实主义的边界(既不教条主义，也不逾越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