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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舆论接受与颠覆 　　[摘要]《莺莺传》和《霍小玉传》都是中唐传奇的佳作，是少有的与城市舆论有关的故事，而且因为舆论的参与，促成了这两篇传奇的发展以及在意义上的延伸。中唐长安的城市舆论对两场轰动京城的爱情的反应，在其过程中呈现出接受和颠覆的两种状态，表现出时代性的“逐情”观念。从两篇传奇在城市舆论中复杂的状态入手，可以解析中唐社会中复杂的情感道德倾向。 　　[关键词]城市舆论；《莺莺传》；《霍小玉传》；唐传奇；逐情观 　　中唐以来，传奇发展进入兴盛阶段，名家名作层出不穷，《莺莺传》和《霍小玉传》都是此际的佳作。这是两个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两对男女主角都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成为当时城市舆论中的焦点。可以说，这两个传奇是少有的城市舆论中的传奇，而且因为舆论的参与，进一步促成了这两个故事文本的发展和意义的延伸。城市舆论对这两场在京城颇有影响的爱情呈现出同情和批判两种状态，并使得故事最终走向舆论接受与颠覆两种结局，这固然是作者的编撰效果，但又决不能仅仅作为其个人心理的展示。我们虽然不妨将这两个故事看成作者争取城市舆论的努力，然而从根本上说，它是城市舆论亦即某种社会道德观念折射的心理图谱。由于两场传奇的舆论发生地在唐代京城长安，因此这种城市舆论便具有了时代性道德观念评判的典型意义。本文拟就《莺莺传》和《霍小玉传》在城市舆论场中复杂的状态作出分析，并由此解析中唐社会复杂的道德观现象。 　　一、《莺莺传》：城市舆论的接受 　　正如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说，“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在《莺莺传》中，文中的张生成为城市舆论的主要参与者和引导者。作者元稹成为他的代言人，有意识地从道德上不断解释其内心的“看法”，一步步将其爱情行为导入到社会舆论中进行取舍，并颠覆了已有的舆论压力，达成对自我行为的肯定，从而使城市舆论最终接受他的选择。《莺莺传》自“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起，已经宣告这个传奇进入到了城市舆论中。到张生不顾“友闻之者，莫不耸异”，进而以“尤??妖孽论”称“志亦绝矣”时，城市舆论的反应仍然停留在接受后表示惊叹且遗憾的层面上。细细品味“然而张志亦绝矣”一句可知，闻听此事的张生友人颇希望这段传奇继续发展下去。 　　正因为城市舆论是接受甚至欣赏这段爱情，所以对于文中的张生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在道德上是趋于隐形否定的。在这种舆论状态下，作为文中张生代言人的作者元稹不断地蓄意描述这段遇合，甚至以“尤物妖孽论”加以强调，都是为了颠覆已处在接受状态的舆论，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在道德上找到庇护的空间。这一点，后人颇能看穿心思。宋人王性之《传奇辩正》即有“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别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微之所遇合，虽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礼义”云云。在宋人的评论中，文中张生就是作者元稹。“悖于义”和“不中礼义”的行为，因“心不自抑”才托言张生来表其事。而作者元稹不仅在文中躲闪自己是主人公的事实，“反复抑扬，张而明之，以信其说”，而且在叙事中试图以蓄意的主观叙事，来颠覆已有的城市舆论。 　　何谓主观叙事？作者写张生出示莺莺“贻书”而“粗载于此”的传播，即为选择性叙事。莺莺回信的全部内容并不可知，所凸显出来的部分是莺莺知后会无期而缠绵欲绝的心意，“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在收到信之前，是张生主动先与莺莺断情，主导着爱情的走向，而此时接到书信的他却似乎被动地接受了诀别，所以才有了文中张生彷徨犹豫的反应，铺垫出他将此交于城市舆论加以委决的情节。 　　元稹使城市舆论着重关注的是莺莺的绝情和张生的多情。他在张生友人同情叹息之余，意图使张生扮演成无辜者和受害者。除此之外，作者还刻意强化莺莺“真”的身份，所谓续“会真诗”三十韵，正是要使与张生“中表相因”的亲戚莺莺的身份落在“神女”上。陈寅恪先生详细考究了“会真”一词的涵义，讲到“会真”与“会仙”同义，“仙”“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可是信中和传奇开头都提到崔氏是张生远亲，“财产甚厚，多奴仆”。虽然崔氏可能已非此际唐代的高门，但是为“神女”的可能性不大，而元稹的叙述却成功地将舆论的兴趣转向莺莺最低微的身份和张生最多情的状态。 　　然而城市舆论却并未倒向张生，并未肯定张生断情选择的正确，于是元稹不得不祭起“尤物妖孽论”及“忍情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显然这是以古老的“红颜祸水”观和儒家君子道德观来维护张生的行为。在众人都倾向于他们续写这段爱情传奇时，元稹蓄意叙事的初衷再次失败，“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元稹和他代言的张生至此，其与城市舆论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