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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嘉20世纪高等书学教育先驱 　　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领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废科举、兴学堂事件。自此，绵延数千年的旧有教育体制被新式学堂教育形态所取代。1906年，时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的李瑞清倡导正式设立“图画手工科”，并亲执书法课教鞭。虽然该学堂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基本借鉴日本的学科分工，学科体系的建构仅处于滥觞期，但它的确拉开了20世纪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现代化帷幕。其后的40年中，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发展态势异常迅猛，即使八年抗战、解放战争等艰难时期也仍未阻断其前进的步伐。期间创办的与书法教育有关的师范学堂、艺术院校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统计达20多所，为高等书法教育由旧式私塾教育体制向真正意义的书法教育本科体制的转变作了较好的过渡。尽管20世纪前40年，高等书法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构成了全部书法教育的主流形态，但对于高等书法教育诸问题从学科构建角度作深入探究者鲜有其人。海南文昌祝嘉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率先站在学科高度对此作了深入思考与构设，成为20世纪高等书学教育的先驱。 　　一、祝嘉对高等书法〔1〕教育史学著述的贡献 　　中国历来具有深厚强大的史学研究传统。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传统史学研究重考证，阐释评论较少，行文偏于理性，讲究“并世不论”和“春秋笔法”。经世致用是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20世纪西学东渐之风全面日盛，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现代化转型，史学也不例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学家率先进行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变革，从而促进了传统史学较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于20世纪上半叶即建构起了现代新史学框架，树立了新的史学观：一是史学研究立足于多元化历史形态。二是正视史料的作用与价值，强调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主体性释史活动。三是在新的历史基点上建构全新科学的研究框架与方法论体系。书法史学作为传统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统史学现代化变革转型的带动下，经过沙孟海、胡小石、祝嘉等先生的不懈努力，初步构建起了现代性的书法史学研究框架与方法论体系。 　　早在1941年夏，祝嘉因查阅《书学史》，遍检目录仅见日译本《中国书道史》，且错讹甚多，而发愤写《书学史》，历时半年有余即脱稿。《书学史》分十四章，洋洋洒洒25万字，体系之宏大完善，史学架构之严谨周密，述说品评之精当卓允，征引资料之繁准庞备，体现了现代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书并非堆砌材料，排列作品，而是借鉴西方现代述史体例，充分重视利用史料本身的作用，运用比较学方法，依史实附以主体性史识，从而成为书法史上第一部完备的通史。同时给当代书法史的撰写发一开端，即使今天的书法史教材的编写仍然相沿其模式。 　　二、祝嘉对书学之高等教育诸问题的阐释 　　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20世纪高等书法教育面临着两大问题：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与学科建设的紧迫性。课程设置关联到培养目标的确立、培养层次的形成，以及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实现等，而学科建设则使高等书法教育具有学科认同，纳入到正规的学科研究体系上来。 　　（一）对课程设置的构设 　　1943年4月2日，以沈尹默、沈子善、潘伯鹰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书学研究会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主要成员有于右任、商承祚、余井塘、潘公展、张宗祥、朱锦江等。研究方向旨在书法教育，创办学术刊物《书学》，共出版五期后停办。应主编沈子善之邀，祝嘉于《书学》第二期上发表《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一文，以其深邃的洞察力与敏锐的思考力率先对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等书学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关注、设计，作宏观上的理论思考。对于课程设置，祝嘉的构设是： 　　普通之言书学者，知执笔运笔临书之简单方法足矣！若欲作高深之研究，则于书学执笔运笔临碑之理论，不可不作彻底之研究。对于历代流传之法书，亦须作一有系统之探讨，则金石学首为重要之科目。而此一门，又可分为甲骨文学、钟鼎文学、碑学、帖学、题跋学等科目。因研究金石学，则古今地名之更改，朝代之递变，即帝王之年号，亦要略知一二，而历史地理，又属重要之科目矣。研究金石文字，由古文而大篆、而小篆、而隶、而楷、而行草之变迁，则说文学又不可不研究矣。甲骨钟鼎文字，与五经文字相近，非通经则又无以通三代文字矣。〔2〕 　　当代的书法教育经过上世纪80年代书法热的推动，“正在走向一个立体、交叉、互补的多元格局”。〔3〕高等书法教育完成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外国留学生等系统的教育层次和结构的建设”。〔4〕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形态据其办学性质与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偏重文化特性与偏重艺术特性两大类。前者包括综合大学及师范类高校书法专业，后者则主要指艺术院校书法专业。偏重文化特性的课程设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将书法艺术置于传统文化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书法的文化特性，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素养。偏重艺术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