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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中人情与法律冲突 　　[摘要] 改编自王小平同名小说的电影《刮痧》向观众讲述了中国移民许大同一家在美国遭遇的一场司法冲突。由于中医刮痧疗法在孩子背部留下了青紫痕迹，被误认为家庭暴力所致，使主人公陷入了一场虐待儿童的法律指控，整个家庭也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苦痛。影片借由这一矛盾展开叙事。其中，对人伦亲情与法律精神之间矛盾冲突的揭示令人印象深刻，发人深省。本文从两者矛盾源起与影片的具体演绎形式两方面出发，探讨了《刮痧》中所呈现的情与法的冲突。 　　[关键词]《刮痧》；冲突；人伦亲情；司法律政 　　电影《刮痧》改编自王小平的同名小说。影片向观众讲述了中国移民许大同一家在美国所经历的一场司法冲突。许大同与妻子简宁来美8年，事业正蒸蒸日上，儿子丹尼斯已经5岁，三口之家生活得十分和美。在一次5岁的儿子小丹尼斯发烧生病时，来美探亲的爷爷用传统中医的刮痧疗法给孩子治病。但没想到孩子背部留下的青紫痕迹，被误认为是遭受暴力所致。这使得许大同陷入了一场虐待儿童的法律指控。整个家庭也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苦痛。影片借由这一矛盾所展开的叙事，给观众留下了多角度、多层次的主题解读空间。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对亲情、友情与人情的阐释、感性与理性的冲突等，这些问题在影片中都有所涉及。但给观众留下印象最为深刻，最能够引起其深思地方，恐怕当属影片对人伦亲情与法律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演绎与揭示。本文从两者矛盾源起与影片的具体演绎形式两方面出发，探讨了《刮痧》中所呈现的情与法的冲突。 　　一 　　影片由一个细小的生活事件，引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问题。法与情的冲突首先源自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是客观的、无可规避的。事实上，在这个看似误会的事件发生之前，对于中国移民许大同来说，情与法的冲突在其身上是一直存在着的，只是其存在方式是潜在的和不明显的。刮痧事件本身也只是一个引子，它将所有的潜在问题现实化了。 　　在西方社会中，法制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传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法律是平等、自由、秩序等生活观念最集中和具体的体现。西方文明受古希腊理性思想的影响最深远，古希腊思想家在西方文明史上首先发明和使用了自然、理性、正义与法律这些概念，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有机的逻辑联系，形成系统的理性思想[1]。对于许大同来说，虽然在美国生活8年，但骨子里仍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无论是在社交方面，还是在家庭人员关系的处理上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例如，他为了朋友昆兰的面子，当众打了儿子。在他看来，这是出于对朋友的尊重，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方式“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爱不成材”。但昆兰却根本无法理解，反而对其产生误会。因为西方社会的法律文化正是以尊重个体的权利为核心，即使主体是未成年的孩子也具有平等的法律人格。父母动手打孩子也自然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这些观念也根深蒂固于像昆兰这样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也有“法”的思想，但与西方的民主法制有很大差别，其法律文化观是建立在中国独特的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强调寻求人伦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范与有序，强调以无讼为其价值取向，只有效法自然，一切才能自然而然，功成事满。[1]可见，中国人以家族、家庭、血缘关系等结成的社会基本单位，形成了社会交往中以伦理道德为判断是非标准基本出发点的文化意识。“法”也同样是以此为根基，是这种文化意识的体现。特别是在许多中国的武侠电影中，经常会出现“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即以伦理道德去衡量人是否有罪，以人代“天”行使刑罚。对于恶贯满盈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这与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即使对于杀人犯来说，他人也无权取其性命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在影片中，为了不让父亲受苦，许大同违背事实而谎称是自己给孩子用的刮痧；他认为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为此去发表证据，发表声明是极为“荒唐”的；当昆兰在法庭上证实他打了自己的孩子后，许大同愤怒地认为他遭到了“出卖”，可见许大同的行为原则是以道德情理为核心，当法与情有所冲突时，他自然地选择了后者。而基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昆兰回击这些是“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其次，文化观念的差异并非是造成伦理亲情与法律之间冲突的根本、惟一的原因。事实上，文化的融合也绝非是解决这对矛盾的终极途径。在影片中，若抛开具体的文化身份，许大同本身的遭遇、困境的不断升级，以及其一系列非理性的反抗，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对西方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法制观念的一种异议。一方面，西方法律信奉天赋人权，认为个人的权利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但在这起事件当中，法律所扮演的却是破坏家庭幸福、压抑个体意志、造成个体及其家庭成员身心创伤的工具性角色。它的纯粹的理性主义与强制性手段直接导致了美国公民许大同的失业、家庭破裂与精神苦痛。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