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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宗教祠堂像庄园一般恢弘 　　翻开重庆地图，散布在乡间的小地名中，除开以坝、湾、坪这类依据自然地貌命名的以外，有两大称谓数量众多，一个是“院子”，另一个便是“祠堂”。 　　重庆祠堂的数量多得惊人，部分祠堂又带有极其浓郁的“重庆特色”，它们并非只是庄园的一部分，而是在天地之间独立成章，其规模巨大得如同一座座恢弘的庄园，这些为祖先牌位建设的豪华庄园也成为重庆乡村最与众不同的风景。 　　庄园式祠堂代表 　　李氏祠堂——位于涪陵腹地的大顺场，典型的客家宗祠建筑，建于清朝末年，原本是一座四合院布局的院落，大门与戏台相结合，戏台面向院内，大门开设在戏台下方，戏台正对祖堂，左右为厢房。 　　廷重祠——位于渝、川、黔交界处的江津区塘河镇五燕村，又名孙家祠堂，是重庆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宗祠建筑。宗祠占地4.5亩，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为宫殿式建???，主要分为正殿、中殿、戏楼三大部分。屋脊全为镂空黄绿琉璃砖砌成，两边有高耸的圆穹式和重檐式风火墙。正殿两侧石枋上分别刻有“思孝”、“奉先”两字。戏楼前额雕刻有两台戏剧人物，两侧为书楼。高高的风火墙上有依稀可辨的彩绘，内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天井。全部建筑，外观是砖，均为大型圆形木桩或石柱支撑。共用84根柱子，20根石柱，64根木柱，所有地坝均用条石铺就。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彩色浮雕，金碧辉煌。 　　重庆特色的“庄园式祠堂” 　　中国人是世界上家庭观念最重的民族，而在传统文化里，“家”并不仅仅是指直系关系的小家庭，而是同姓共族的宗族。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本质上讲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维持社会运行的不是法律，而是各宗族的家规族法。为维持家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便诞生了宗族祠堂。简单说，祠堂就是宗族祖先的纪念馆，是整个宗族的象征与中心。 　　由于这种象征意义，祠堂逐渐发展成为宗族行使族权的地方，违反族规的族人便要在这里受到惩处，直至驱逐出宗祠，祠堂在古代承担着基层政府与法庭的作用；祠堂也是整个家族的大客厅，族人的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都要在祠堂内完成；有的宗祠还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可以说，宗祠承担着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基层社会功能。正因为这样，宗族一般会倾全族之力建设宗祠，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光宗耀祖的象征。 　　在北方和长江下游的大型地主庄园中，规格极高的祠堂是庄园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占据庄园最重要的位置，族内各房似众星捧月般围绕宗祠居住。而在重庆所在的巴蜀地区，哪怕是大型的庄园建筑，也很少在庄园内专门设置祠堂，只是在堂屋正中设置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神龛，用于日常祭拜。而专门用于祭祀的宗祠，则会在庄园外择址另行兴建。这种宗祠建筑的差别，与古代重庆的社会结构有着直接关系。 　　清初的大批外省填川移民，打破了重庆原有的社会结构，独立的小家庭取代氏族村落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所谓“父子异居，自昔即然”，“人大分家”的社会风俗，造成同一姓氏的各房宗亲，往往居住的距离较远，如果将宗祠建在庄园内，势必会造成不便，因此宗祠多择址单独修建，有些宗祠则直接利用祖宅改造而成。因此，重庆地区的宗祠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庄园建筑的特点，又相较于一般的庄园更为富丽堂皇。 　　木石雕刻而成的李氏祠堂 　　在清代填川的移民队伍中，数量最多的是来自今天湖南湖北两省的移民。而有一支移民，数量虽不多，但却深深影响着巴蜀社会的发展与面貌，这便是闽粤赣等省的客家移民。客家人是中国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在如今汉民族十余亿的人口中只占不足十分之一，但其影响却波及世界各地。客家人的祖先自西晋永嘉之乱以后陆续从中原地区南迁至闽粤赣交界处。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客家人一直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惯，在语言、习俗等方面保存着丰富的中古时代中原遗风。 　　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可以说是汉民族中最强的，聚族而居是客家民居的最基本特点，而作为宗族象征的宗祠建筑则是客家民居建筑最重要的部分：闽西的客家土楼，宗祠位于整个建筑的中心，居住用房围绕宗祠四周；而赣南、粤北等地的围龙屋，本身便是一座宗祠，只是设计了更多的院落用于居住。 　　客家人的宗族观念被完整的带到重庆，相较于那些很快融入本地社会的湖广移民，客家人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被湖广移民称为“土广东”。如今在荣昌、江津、涪陵等地的客家人聚居区，仍保持着完整的客家风俗，有些老人还能讲上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但由于移民迁徙，客家人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习惯被打破，大型的土楼、围屋并不适合小家庭为主的居住方式，祠堂也就只有入乡随俗的与住宅分离，成为单独的庄园院落。但重庆的客家祠堂相较于其他族群的祠堂要更为宏大，建筑也更为精致，是重庆祠堂建筑的最优秀代表。 　　位于涪陵腹地的大顺场是重庆客家建筑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大顺场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