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中反抗——浅析鲁迅的“生命哲学”.docVIP

在绝望中反抗 ——浅论鲁迅的“生存哲学” 汉语言文学6班 2009级 谭启霞 摘要：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其人生使命就在于唤醒麻木、沉睡的中国人，围绕这一目标，他一生都在与周围的世界作抗争。面对各种苦难的处境，他既剖析自己也剖析别人，从而看清了国人自欺的生存方式和绝望的境地，同时也确定了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憎来表达对他们的爱。虽然一次次的孤独、绝望，但仍旧永不言弃的作“韧性的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 关键词：鲁迅 存在哲学 绝望 反抗 西方哲学家在谈及存在主义哲学时，往往会把个人及其生命体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从而也就把个人置于历史条件之外而成为“纯粹的”个人，个人命运和情绪便影射出普遍的世界命运。正如海德格尔在描述个人生存里颓败的时刻所说的，“连人的本质都惶然迷惘”，“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1]同样，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拯救国人的鲁迅，以其生命深度、高度和力度将这种哲学观念纳入民族命运的轨迹当中，通过独创的思考方式和深刻的现实体验，将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生存、希望、恐惧、复仇、反抗、憎恶、面临的冲突等加以深思和探索，构建起一套独有的 “反抗绝望”的存在哲学。从自身的反省和对自身的剖析出发，不相信虚妄的希望，诉诸于反抗的行动去赋予无意义的生命以意义。 一、走进“边缘地带” 鲁迅的一生，亦或是早在生命的发迹之初就铺好了“革命”、“奋斗”的大道。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而只有自身感到过“穷”也才会思考如何才能“达”。对于当时沉睡的中国，是何其需要那么一个人睁眼看看，开口呐喊，唤醒人们担负肩上的责任。鲁迅或许就是这么一人，因为他深知这种“穷”，因为他曾一度走进了“边缘化地带”。 “边缘化”的处境造成了鲁迅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他十三岁时候做京官的祖父因科场行贿罪，被皇帝判为“斩监侯”——一种缓期执行的死刑。为了逃避株连，他被家人安排在乡下过了很长时间的流亡生活，而这在年少的鲁迅眼里便懵懂地看到了制度、官场，直至社会的纠葛。在这里或许我们就找到了他毕生向权力挑战的最初动机。乡村生活的经历，也使他们对周围人群被分为所谓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两大阶层有所感悟。沦为“乞食者”，固然可以领悟到一些穷苦农人对另一些穷苦农人的同情，但同时又不得不感受到看客的凉薄。后来，父亲生病，当他不得不整日奔波于当铺和药铺之间时，这时的他更是进一步领悟到了自身的悲凉，有家却不能归的惶惑以及有家不像家的失落。换句话说就是处于边缘地带的辛酸。不言而喻，下层社会的这种现实便在无形中对他造成了一种矛盾、尴尬的心理。而贯穿鲁迅一生的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也就由此延展开去。 如果说这一切都只是面对困境时的强迫性思维，那么对于时间的另一种反应，则让他回到了生存的本位。祖父生死的时间是无定的，而至于株连，那结果的悲壮更是言语和推测所不能及的，这正如西方哲学家基尔凯郭尔、加缪等人所指的“被投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2]的感觉一样，他便过早地被抛入到了无尽的惶恐、怀疑、焦虑的思绪深渊里，这便培养了他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生命似乎如此脆弱，自身完全无法掌控，不知不觉中便造成了思想意识上的“边缘化”、“孤绝化”，于是他便退回内心，以自身的退让和“离去”作为反抗。这种“向内的凝视”、内心的反抗，在他后来的戏曲《无常》和《女吊》中有强烈的表现。这两篇作品都分别写于鲁迅生病之中，让他更加真切的体会到生命的孤寂和无常。在他的《琐记》里，当用很长的篇幅描写了衍太太的种种“恶行”之后，最终仍也只得用激愤的话作结：“好，那么走罢！但是，哪里去呢……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和魔鬼。”[3]从此，鲁迅果然就离开了故乡，踏上了一条“逃异地”、“走异路”的人生道路，走入一种无法逃避的“孤绝”境地。他似乎与世界处于了一种绝对的无依托性的关系中，因为在这种处境里受到威胁的不是人的一个方面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了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4]这些所呈现出来的正是空间上表现的时间上的“边缘式”的困境。把人置于无限大的背景中，得到的将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渺小和悲寂。自身在这个空间里感到的或许正印证了朱自清的那句“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5] 鲁迅的这种“边缘化”思想在他后来的求学生涯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仙台学医时，鲁迅被日本学生怀疑是因预先从藤野先生处探得试题才得以过关升级。在当时其他学生看来，凭中国人的智商，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即是“漏题事件”[6] 。另外，后来的“幻灯片事件”、“婚姻事件”和新生事件等也都让鲁迅感受到了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被置于一种“边缘境地”，正如他在自己的作品《复仇》（其二）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