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现代语境中的自然精神选择及前景.docVIP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中的自然精神选择及前景 　　就审美特质而言，自然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重大，它不但使得本民族文学最重要的道家自然精神资源延续了下来，而且使得特别富有文学性的酒神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放异彩，即使是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花园。 　　一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现代性的起源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西欧。在笔者看来，现代性方案的根本理念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线性时间观上建立起了一种持续进步的世界观念。马泰·卡林内斯库曾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的确，在人类历史初期的那种混沌式的时间观或者像古希腊那种循环的时间观中，现代性的概念都无法生成；而且，尤其得强调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还被赋予了不断进步的确定方向与价值意味；第二，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确立。有论者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按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分析，“主体性”主要有四个含义，即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的自主和唯心哲学本身，而说到底就是对理性的充分强调；第三，世俗化方向的确定。这种世俗化自然是发生在超世秩序沦丧，以及现世秩序无限制的泛滥之中，现代社会的整体导向就是功利算计与本能欲望的盛行。 　　这种现代性方案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了两百多年，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其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性自身的分化中表现得很清楚，卡林内斯库曾指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两种现代性就开始冲突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它相信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而另一种现代性，却从浪漫派的开端就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至自我流放等。当然，现代性更根本的危机恐怕还是它的意义危机，它通过对进步、人的理性以及世俗化的强调勾销了超越性的意义，从而为自身的虚无主义奠定了牢靠的基础。这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严正地思索现代性本身的界限问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就是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 首先，针对现代性对时间之维的无限制的强调，自然精神却强调了空间之维。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只有在线性的不断进步地时间观上才有可能，其实，现代性在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都是无限制地从未来时间中征得精神资源。利奥塔就曾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如宗教人类学所表明的，知识是根据起源、根据事物生成的最初时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与神话不同，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根据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对知识加以合法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对时间的强调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支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以及十七年文学等，其内在的叙事与抒情模式都是在光明与黑暗、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展开的，时间上的未来是与光明、趋新、现代等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则常常是黑暗、陈旧、传统的代名词。在这种现代性叙事中，世界展示出来的是在线性时间上的单质的、单维的、趋新的世界。这体现出来的无疑是现代中国人高度的现代性焦虑，是对时间的崇拜意识。在这种现代性焦虑中，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空间加以时间化。例如，五四时期受鲁迅影响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在《菊英的出嫁》、《鼻涕阿二》、《水葬》等作品中，空间意识是没有自足价值的，这些空间所承载着的人与事全都得在时间维度上表明自己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是与过去的陈腐、落后相连的，是完全应该舍弃的。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品之外展开了空间这一维度。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周作人，他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中就曾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注意地方性、地方色彩等问题。此后，自然精神所支配的作家中，地域色彩几乎成了他们首要的标志。例如，废名之于湖北黄梅，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汪曾祺之于江苏高邮，莫言、张炜之于山东胶东半岛，张承志之于西北黄土高原等，这种地域色彩的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审美风貌问题，而是关涉到现代性语境中对空间的重视问题。例如，在废名的小说中，时间意识是极其淡化的，人物生活环境常常是古今莫辨，其间呈现出的时间往往是停滞的、亘古如一的、循环的、非进化的、非价值的。沈从文《边城》这样的作品中，同样强调的是空间、地域，而时间则是模糊不清的。至于张炜的《九月寓言》就更是如此，那个海边小村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