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和楚风之间儒学复苏.docVIP

秦制和楚风之间儒学复苏 　　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和皇帝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经过汉代的传承，秦的王朝体制延绵达两千年。学界把秦汉之间的制度传承概括为四个字——“汉承秦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汉代的各项制度规范多数出自秦朝。然而，强调汉承秦制者往往忽略了秦与汉的差异性。西汉王朝的开国者，多来自楚地，在骨子里渗透着楚人的不羁血性。汉继楚风，从而扭转了汉初国家的价值取向，如果没有汉人对秦制的调整，秦制就可能延续不下去。从秦到汉，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延续性和国家管理的路径依赖，又可以看到文化的变异性和社会风俗对国家管理的重大影响。学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往往对汉承秦制较为重视，而在文学领域，往往会首先感受到汉人身上的楚人习气。汉代的制度框架是秦制，而汉代的精神状态是楚风。或者说，汉制即秦制，汉韵即楚韵。把握大汉文明的特色，这两者不可偏废。 　　在秦制与楚风之间，汉代走出了一条国家管理的新路。在这条路上有两个人值得重视，一是告诫皇帝不可“马上治之”的陆贾，二是以秦为鉴提出“治安策”的贾谊。他们的思想，不仅在汉初影响到当权者执政风格的变化，而且对以后的王朝体制如何治理社会起到了探路作用，最终走向以儒术治国。 　　陆贾是楚人，不过，他的学问来自儒家。清朝唐晏在校注陆贾著作时说，陆贾是荀子的学生，而且是谷梁学的祖师，排在汉代公认的谷梁学大师申公之前。正是这种儒学功底，为他扭转西汉治国方向奠定了基础。在秦末天下大乱中，陆贾追随刘邦，鞍前马后，以口才著称，战争中陆贾表现出来的不是儒家学问，而是纵横捭阖的游说才能。他曾经在刘邦进军关中时游说秦将，在楚汉相争时与项羽谈判。在刘邦建立汉朝后，陆贾列在首位的功绩是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不过，就管理思想而言，陆贾的最大贡献，是促使刘邦立国后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化。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是看不起儒生的，而陆贾难免显露出儒者本色，同刘邦谈话时常常引用《诗》《书》，所以遭到刘邦的叱骂：老子的天下是马背上打下来的，凭什么要遵循《诗》《书》？陆贾正色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历史经验看，吴王夫差，晋国智伯，都是崇尚武力的强者，结果却亡在了武力上。秦朝严刑酷法，迷信暴力，结果却断了自家香火。如果秦朝建立后改弦易张，“行仁义，法先圣”，陛下还能得到天下吗？刘邦说不过陆贾，就下令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陆贾写出十二篇治国镜鉴。“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 · 郦生陆贾列传》）可以说，陆贾在扭转汉初的治国方向上是有所贡献的。 　　陆贾之后，在治国理论上进行系统思考的还有不少人，沿着儒学路径向前走的代表是贾谊。贾谊是河南洛阳人，少年聪颖，“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18岁时，就被河南郡守吴公看中，网罗于门下。汉文帝时，吴公升迁到中央当廷尉，向朝廷推荐贾谊，于是贾谊被征召到首都任博士。 　　博士是秦汉设置的顾问应对官职，没有编制限制，没有具体职掌，以议论朝政为业。所以，博士能不能发挥作用，主要看皇帝是否重视。秦始皇时，“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虽有几十名博士却“备而弗用”。汉文帝时的博士就不一样了，文帝由藩王入主朝廷，在朝中缺少亲信，急需得力辅佐。而贾谊在博士中最为年轻，头脑敏捷，应对得当，在一群老朽冬烘先生中脱颖而出。“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的思想很杂，其少年的知识基础当以儒家为主，欣赏他的吴公又从李斯之学，贾谊有可能会受到其影响，司马迁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即对法家学说比较熟悉。他还跟随御史大夫张苍学习过《左传》，在汉代率先对《左传》进行文字训诂研究，汉代《左传》的流传实际是从张苍和贾谊开始的。另外，贾谊还受到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的影响。所以，尽管刘歆称文帝时“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刘歆传》），但贾谊带有汉初儒者不同于先秦儒者的明显特色，即杂糅百家，兼习道法。这一过程，到董仲舒方告完成。 　　贾谊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渴望在政界施展才能。文帝也确实欣赏贾谊，很快就把他由比六百石秩级的博士提升到比千石秩级的太中大夫，相当于今日由副处一跃而进入司局。级别倒是小事，关键是他因为皇帝的重视而进入了决策核心。政策的变化，法律的修改，对诸侯管理策略的调整，都出自贾谊的提议。于是，文帝打算把贾谊进一步提拔到公卿之列。但是，朝中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大，一批元老大臣担心贾谊得宠，开始攻击他。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个特点，欲速则不达。如果贾谊停留在太中大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