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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技术升级陷阱”是我国迈向高等收入国家关键 　　我国已经进入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逐步接近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重要门槛。未来工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 　　一、我国持续多年的工业高增长和高比重或将终结，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需避免工业比重过快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高增长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重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驱动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增速和比重呈现明显的回落趋势。2002—2012年工业年均增长11.1%，增速比前10年年均增速下降了2.2个百分点。其中，2007—2012年工业年均增长10.6%，年均增速比2002—2006年又降低了1个百分点。2006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2.3%的阶段性高点，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下降至38.5%和37%，正逐步接近改革开放以来的低点。 　　短期看，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性调整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冲击。长期看，工业增速和比重的阶段性下降趋势逐步形成，持续多年的工业高增长和高比重或将终结。一方面，在转轨的体制机制作用下，受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扭曲对工业形成一定隐性补贴，对工业快速发展构成很大支撑。另一方面，在低要素成本及其它因素作用下，高投资和出口依存型的需求结构对工业高增长和高比重也形成很大拉动作用。由此导致我国工业比重始终显著高于国际一般规律。从历史看，美国、英国、德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和韩国、日本等后起追赶型国家工业比重超过40%时，人均GDP普遍接近或超过1万美元（1990年不变价），而我国在人均收入极低的条件下工业比重已经超过40%。目前，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比中高等收入国家高10个百分点。在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工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趋于弱化，高投资和高出口依赖型工业增长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工业高增速和高比重的持续性正在受到很大挑战。 　　实践证明，经济高增长往往与工业高比重相伴而生，工业比重见顶将可能意味着经济高增长时代终结，而工业比重过快下滑将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快速下降。相比农业和服务业，工业更易于保持较高速的增长源于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二是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三是产品价格趋于下降。而其他产业都不能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西欧及部分西欧后裔国家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目前多数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工业化启动前的上千年时间里，西欧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一直徘徊在0.2%以下，而工业化启动后则快速提高到1%以上甚至更高；在工业化完成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人均GDP增长率随着工业比重的下降又逐步回落。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工业比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随着工业比重见顶回落经济增速又明显降低。在工业比重见顶前后的十年，日本GDP年均增速由10.7%下降至4.1%，韩国GDP年均增速由9.1%下降至5.5%。巴西在工业比重见顶之后10年经济年均增速由前10年的3.6%下降至1.9%，而后陷入很长的经济徘徊阶段。 　　横向比较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也可以看出，工业比重与经济增速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从1961年到2011年的50年间，工业比重相对较高的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年均经济增长分别达到4.6%和4.7%，而工业比重相对较低的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年均经济增长分别仅为3.4%和3.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完成这一目标，未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速仍需保持在7%以上的较高水平，因此需要避免工业增速和比重的过快下降。由于传统工业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进一步释放工业发展新活力，打造中国工业经济“升级版”成为必然选择。 　　二、我国进入重化工业深化发展阶段，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突破“技术升级陷阱” 　　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工业发展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阶段。1999—2012年，重工业总产值在工业中的比重由50.8%迅速上升至71.8%，重工业与轻工业产值比重也由1.03倍上升到2.55倍。受过度追求经济高增长以及要素价格扭曲影响，我国新一轮工业结构重型化表现为显著的能源原材料工业主导特征。1995—2011年，能源原材料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2.8%提高到46.5%，几乎占据了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尽管我国工业的名义技术密集化程度上升，但技术密集化水平被明显高估。单从行业分类来看，1990—2011年，我国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比重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