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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学科跨界研究 　　引言 　　所谓学科“跨界”研究，就是突破主位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界线，“跨入”客位学科领域，参考其文献和成果积累、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溶入其思维模式和学术理念，将其拟定的科研项目内容，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学理范围和更为深广的学术层面。其实，就传统音乐学固有领域而言，所谓“跨界”研究，原本就存在着两种常见的思维模式：即除了前述的“学科跨界”研究之外，还有一种“区域范围跨界”研究。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跨界”研究，概括地理解为：学科性质的跨界研究和学科对象容量的跨界研究。前者，使其研究成果具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性质，如果这种跨界研究走向成熟，成果卓著，且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重要学术价值，那么一个新的学科即可能由此诞生；后者，使其研究对象具有更为广阔地域环境和更为复杂的区域化特征，如果这种跨界研究获取丰厚，成绩斐然，且具有更多新的发现和深刻认知，那么这一跨界研究即会为主位学科的发展和成果积累，增添一份厚重的成功经验和可资借鉴的学术典范。 　　当然，笔者于此不是针对后者，而是针对前者，即对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跨界”研究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意见。 　　众所周知，我们的音乐学，是一个发展历史不长的学科领域。就当下中国音乐学所涵盖的各个分支学科而论，可以说这些学科都是学科“跨界”研究后的产物。换一句话说：它们毫无例外的都是学科“跨界”研究的胎儿。 　　例如，音乐基础理论（基本乐理、音乐创作理论、音乐表演理论、音乐形态分析等）跨入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美学、历史学、物理声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工艺学等等，与其结合，就出现了我们当下最为常见的音乐美学、音乐史学、乐律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民俗学、乐器学等等。 　　民族音乐学发展史，也就是它的学科跨界发展史 　　如果我们将音乐学的学科跨界研究视野，投向某个具体学科的历史发展轨迹，将之作为讨论问题的个案，那么它即可能对这个并不复杂的学科跨界问题，在一个学科中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做出相对比较清晰的展示。这里，我以自己比较熟悉的民族音乐学为例，简略地看看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域学者因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学术背景而显现出的跨界成长历程。 　　民族音乐学前期的比较音乐学阶段，其学术成果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术群体，当为德国比较音乐学家施图普夫（Friedrich Carl Stumpf，1848-1936）、霍恩博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1877-1935）、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等及其后继者（包括中国比较音乐学先驱王光祈）。这一群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在音响收集、音体系测定、乐器学、乐器分类学等方面。例如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1914），从物理声学原理出发，以发音体为依据，以工艺学的形制构造切入，取“一律以科学的形态来试图达到全世界性和全时代性，并转用其中各种本质所拥有的关系，而不在意他人的思维”的角度，将世界各国各民族乐器，分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四大类，1940年又加入“电鸣乐器”而成为五大类。这一被普遍认为是可以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中通用的分类法则，明显的是一种音乐学向物理声学和工艺学层面跨界的成果范例。 　　大约在同期，以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人类学家、音乐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开始更多地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倡导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非欧洲地区及其各土著民族的音乐传统，为这一学科的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博厄斯及其追随者们，在研究选题、观察角度、材料获取以及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文化人类学精神，被后来的一些民族音乐学家称之为“美国学派”，其后影响越来越大，至今已跨越地域界线而在世界各地扩散，中国当代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从其产生到当下，一直深受这一跨界学派的深度牵引。 　　在东欧，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学家巴托克（Bartok Bela，1881-1945）和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柯达伊（Kodaly Zohan，1882-1967），因其突出的作曲家背景，为比较音乐学的跨界发展，筑造了另具音乐形态学特色的一块块坚固基石。他们十分关注音乐创作的民族性、音乐构成的本体形态结构及其相关规律，因此将其音乐学的研究视野，焦聚在民间歌曲类型的音乐形态结构分析和比较研究方面，他们采用音乐形态结构分析方法，对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等国民间歌曲的节奏、音节、旋律等音乐形态，进行了细致比较和分类研究。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被公认为是具有音乐形态学和音乐创作理论跨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