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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中市场与政府关系 　　摘 要：从西方经济史来看，经济繁荣需要发展贸易。健康的市场环境是贸易的保证。需要政府明晰和保护产权。市场离不开政府的保护，而政府又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因此，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苏联的经济史证明专制体制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民主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但是民主政体形成的众多分利集团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共容利益是民主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市场；政府；体制；共荣利益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13-02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一直非常微妙。亚当斯密强调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资源可以达到最优配置。但是经常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于是政府进行干预。然而政府过多地干预会扰乱甚至扭曲市场。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研究这两个概念本身，远远无法认清这种关系的本质。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有各自的逻辑，各自受到其他某些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各自影响着其他一些因素。 　　本文试图引入更多的概念，从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理出一条逻辑链。并讨论经济繁荣、利益集团、民主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民主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共容利益是民主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戈兰诺维特（1985）认为经济行为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交易者的社会关系。而且，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创造了信任。这里尚没有必要过早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关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提倡甚至强调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交易行为存在很多违规操作，强调社会关系会进一步形成利益群体。奥尔森（2007）指出，分利集团为本集团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并不关心社会总体的经济和福利，它们只关注狭隘利益。而且，分利集团只做短期的打算和投资，而不会进行长期的资本投入。所以分利集团阻碍经济发展。在一个并不规范的市场中，存在大量违规操作，如果分利集团再利用违规操作、彼此共谋、攫取利益，从短期看，必然损害中国经济发展，这种损害的后续效应尚且无法估量；从长期看，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市场规范，甚至破坏法律，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如果要从这种失序中恢复过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诺斯（2009）通过考察欧洲中世纪的几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案例，表明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面临马尔萨斯循环的时候，英国和荷兰通过发展商业和贸易，并且在此过程中发展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成功发展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循环；而西班牙法国通过其他方式最终以失败告终。 　　交易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因为市场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一个大市场可以保证产品和销售条件的专门化。设立了永久性的交易所。从日常进行的大量的交易中逐渐形成了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因为这些标准的交易方式降低了谈判费用（诺斯，2009）。 　　贸易得以成功实施，必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明晰产权的界定，并且可以强制保障合同的执行。登姆塞茨（1994）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他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和对未来的有效预期，激励资本向有更高收益的区域流动。基于产权而形成的契约，也必须有制度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合同无法被有力地执行，理性个人会通过不履行合同来获取利益，机会主义将会盛行。 　　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论在何处，制度总是掺杂着一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成本的部分。总体的市场是一个各种制度的混合物，有些能提高效率，有些则降低效率（诺斯：2008）。制度的存在，（1）可以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防止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2）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3）激励创新。（4）使得交易行为可以预期，从而激励长期的资本投入。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奥尔森（2005）也认为：“没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一国将被迫局限于从事自我是实行交易。” 　　制度被有效执行，而不是形同虚设，关键在于政府的权威和执行能力。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来保障制度可以成功有效地运行。而且这种权力必须具有强制性。在无法正常执行合同时，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而且理性的个人具有通过违反合约获利的机会和激励，所以只有当交易费用上升到超越他通过违反合同所获得的利益时，他才不会违反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