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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飘一代”城市地图 　　广州，机遇改变一生 　　1992年大年初一，我踩着雪，背着包，离开湖南长沙县的家，前往广州石井镇的一家草席公司打工。那年我 19岁，学历是初中，没有任何城市生活经验。我在广州做的第一份是挡车工，管 4台织机，每天上 12小时班，月薪 300元。工余我喜欢看书写作，发表了几篇文章。 　　1993年 5月，我接到《黄金时代》编辑老师的电话：“想到我们这工作吗？”我问要什么条件，老师说：“大学文化，广州户口，有新闻工作经验。 ”我说我都没有。老师说还是可以试试。 　　那时我刚跳槽到一个生产耐克鞋的鞋厂，住农民房，还来不及买蚊帐，脸上手上被蚊子咬得千疮百孔，但傻瓜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第二天，我按时敲响了编辑部的门。那个下午洒满了命运的阳光，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在《黄金时代》的三年非常忙碌和快乐，整个人生因此变得明晰。1996年，我作为“特殊人才”被湖南《年轻人》杂志挖回长沙。 　　广州四年，我完成了从一个打工妹到一个职业媒体人的转身。时隔 20年，我还记得那时居住和工作的寺贝通津 1号院，里面有粗大的樟树、木棉和龙眼树，每年春天木棉花开，到处飞絮。旁边是著名的东山教堂，周末的傍晚，总有教堂的钟声做伴。广州人宽厚、温和、实在，广州的美食干净、精致、清淡、原生态，我至今都很喜欢。 　　武汉，玩命地工作 　　2000年，我和老公在长沙买房安家。但我内心不甘平淡，向往冲锋陷阵的刀尖生活。当武汉的知音集团向我发出召唤，我以最快的速度投奔了尚在襁褓里的《打工》杂志。 　　刚开始，我租住在一栋违章建筑里。房子阴暗潮湿，一只 　　猫常在我离开时来造访，在沙发上留下湿脚印。房子以前开过诊所，房东留下的褥子上尽是陈年血印，让人毛骨悚然。 　　不是没有退缩过。每当不那么坚定，我就把几双鞋子在周末带回长沙，等到周日，那个勇敢的想要进取的我把怯弱的想要退缩的我打败，那几双鞋子又被拎到武汉。就这样拎过来拎过去，如此反复，有好几次。 　　在那间刚装修过的气味难闻的一楼办公室，我遇到了一些趣味相投的同事，我们的青春岁月也因此打上了共同的烙印。 　　知音集团的编辑每月必须出差 10天，雷打不动。每次三四个城市，一个人，拖着箱子，到处走。轮子碾过的地方，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 　　北京，温暖的中场时光 　　2004和 2005年，我的生活发生变化，老公去了北京发展，我也从《打工》调到《知音》。奔波在武汉北京和出差地之间，我疲惫不堪，身体开始出问题，晕倒好几次。医生说是长期工作压力导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要想治好，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我决定将脚步放慢，养好身体。我申请做了驻京编辑，把新家安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旁边。我和邻居相约在公园练太极、打羽毛球。周末去爬山露营，先后去过黄草梁、灵山、海陀山、云蒙山。冬天去滑雪，我从一个在初级道也会腿软的菜鸟，练到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从中级道一跃而下。 　　北京人性格乐天，我碰到的人无论财富地位，大多都不苦逼。他们懂得享受生活，就算是一名的哥，也会惦记送完客人后回家吃一顿涮羊肉。 　　刚到北京，租的房子在 6楼，没有电梯。住进去第二天清晨，发现卧室门怎么也打不开了！慌忙中找房东问到小区水暖工张师傅的号码，硬着头皮打过去，10分钟后，楼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敲门声、张师傅解释的声音……两分钟后，门开了。老公拿了家里两条最好的香烟给张师傅和男邻居，他们都烫了手似的拒绝了，“你们快去上班！”说完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我记错了报销时间，导致那个季度的差旅费差点报销不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小区论坛里发了个帖子，第二天早上。我家门缝里夹着好多邻居们送来的的士票。 　　北京是一个辽阔、快乐和温暖的城市。我在这里完成了我的中场休息。 　　上海 ，安静幸福的孕期 　　2009年，老公调任上海。7月 ，我辞去知音的工作，拖着两只大箱子到上海投奔老公。我计划在上海待一两年。这段时间我没给自己设置任何目标，只想随心所欲地游遍长三角的小镇。 　　在上海，我每天忙不停地考察周边餐馆，研究长三角小镇，做各种出游计划。一周后，我的胃突然造反，看不得肯德基的广告，闻不得很多味道，恶心、眩晕和饥饿轮番折磨着我。我的孩子，以她的方式向我们宣告她的到来。 　　为了顺利度过孕期，我们在普陀区长风公园旁边租下了一套两居室，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公园。搬过去时正是初秋，每天醒来，看到阳光打在窗户上，就带着肚子里的宝宝去公园散步、看书、发呆。随处流窜的秋风把桂花的香味送来，公园里有条河，体校的孩子每天下午都在那里划船。在那里我遇见了一只漂亮的流浪猫，它也是个大肚子，每当我坐在长椅上晒太阳，它就匍匐在我近旁的树上，等待偶尔飞过的麻雀。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菜菜的孕友，我们每天结伴散步、购物。菜菜是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