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中华国民制糖公司 张元济图书馆.docVIP

张元济与中华国民制糖公司 柳和城 张元济（菊生）先生以出版家、藏书家身份著称于世。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紧紧联在一起。殊不知张元济跟中国第一家机器制糖厂——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以下简称“国民”公司）也有很深的关系，不仅参与发起与投资，而且前后六七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这家公司从购机建厂到投产营业，内讧不绝，矛盾激烈，背景复杂。张元济作为发起人和首届董事会董事，也不时卷入争纷的漩涡中心。我们有幸读到他老人家保存的一批相关文献，结合当时报纸上的材料，基本弄清了这段尘封80余年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这应该从近代中国的制糖业和马玉山其人说起。 马玉山的实业蓝图 中国本为产糖大国。南方甘蔗，北方甜菜，原料丰富，所产之糖不仅足以供给本国，并能出口。据1884年的调查，我国各项土糖出口额是年达15,711万斤，值银387万余两[1]。自清末洋糖输入以来，情况急剧变化，国产糖与年俱减，洋糖入口与年剧增。据1913年统计，洋糖进口达96,866万余磅，值银3658余万元。到1918年，增至118,565万余磅，值银7,166余万元[2]。其中精制白糖和各种洋糖果逐年增加。到1920年代初，“漏卮”不下8,000万元之巨！机制糖代替土糖本是大势所趋，而当时中国却没有一家机器制糖工厂，诺大一个市场竟任外人角逐，令爱国实业家们汗颜不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玉山挺身而出，站到了振兴糖业舞台的前沿。 马玉山（1878—1929），字宝洪，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在广东做工。 1900年去菲律宾，后创办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获厚利。民国初年，他迁居广州，移公司总行于香港，以经营华南与南洋一带市场为主。1919年在上海设分行，开始在沪制造糖果饼干。除北四川路本部外，分销代理店不下百余家，遍及长江以南、黄河以北各大商埠。这年秋天，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迁至南京路37号，开幕那天孙中山曾应邀参加典礼，并题赠“脍炙人口”匾额。同年又在天津、北京各设分行，营业范围进一步扩大。马玉山认为：“本行制造以白糖面粉为大宗。面粉业国人经营夥矣，而炼糖业未之前闻，非急起直追。曷以符完全国货之名义，更可以挽八千万之漏卮。”[3]于是同年9月，他与严直方决定发起在沪设立糖厂。马玉山注意糖业已多年，他的实业蓝图颇为壮观，拟议中的糖厂与糖果、饼干、玻璃、机器四大厂，组成联合企业，资金统一调配，设备相互依存，产品连成一条龙。马玉山在南洋十余年，与当地华侨糖业大王以及糖厂技师多有往返，加上上海、南通一批实业家的支持，筹建糖厂计划实施十分顺利。特别重要的是，1921年初北京政府批准马玉山的申请，“自出品之日起，以十年为期”，免除糖厂的厘税，“昔之受束缚于厘税而不敢兴办者，今则脱然解放矣。”[4] 张元济出生在广州，14岁时才随母亲返回故乡浙江海盐。由于这层地缘因素，他一生中广东籍友人特别多，定居沪上后也包括劳敬修、李煜堂、简照南兄弟等商圈中人士在内。商务印书馆1919年时就与马玉山有了业务往来[5]。张可能那时就拥有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的股票。当马玉山在沪筹建糖厂后，张元济又成为其实业蓝图的积极支持者。因为振兴中国糖业也是张的理想与期待。正如马玉山等《提议建设上海工厂及炼糖厂意见书》所说：“本公司股东既为中国人，岂可久居外人势力范围之下！”马玉山等发起之初，张元济就已介入。1920年6月5日《张元济日记》载：“马玉山、杨小川、劳敬修约在马玉山公司晚餐，到。”[6]即是明证。 热心招股的发起人 据一份油印的《中国制糖股份有限公司开办概算术》称：“本公司资本五百万元，以每年用原料糖六万吨计算”，开列“开办费”9项，“经常支出”7项、“经常收入”5项。这大约是糖厂筹办初期在发起人之间传阅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吧。题中公司名称似为未定名，当在1921年6月公司章程公布之前。张元济在这份开办概算书上留下了详细批注。“开办费”项下机器、厂房、设备等均批上折旧年限和金额，在“开办费及买收马玉山公司免税专利权费用”25万元一项下，张还批注：“应定若干年折除净费。鄙见此系空存，应早日折费为是。”预算年支出11,051,147元[7]，年收入12,786,287.30元，净余1,735,140.30元。张元济在印件末空白处用蝇头小字补注了除去折旧之后的利润分配额： 公积5% 78,180元 净余 1,485,510元 其中股东65% 965,250元 酬恤金 5% 74,250元 特别酬金10% 148,500元 花红20% 297,000元 共派 1,485,000元 余 510元 张元济作为发起人办事之认真、考虑之周密由此可见。他早已不是一位只会舞文弄墨的旧式文人，而是懂经营、能管理的现代企业家。这份亲笔批注的开办概算书即是最好的例证。 1921年5月23日召开发起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