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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以来湖北学发展简史
清末以来湖北印学发展简史
清末以来湖北印学发展简史
张浪 张波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长江流域的古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一样源远流长,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勤劳智慧的楚人以“上下求索”的精神,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独具魅力的楚文化。? ?? ???1975年,在楚国故都纪南城边发掘的江陵70号秦墓中,出土“泠贤”两方私印,一大一小,一玉一铜,现存荆州博物馆。大的一方为玉质,以小篆入印,秦传二世仅15年,秦代下葬的人多生活在战国晚期。此印打破大篆入印的陈规,直接采小篆为文,即使在秦朝也属大胆创举。小的一方为铜质,基本是大篆,但已接近后来才定型的摹印篆。摹印篆取代大篆是汉印的标志,这种历史瞬间的飞跃在楚印上得到印证,可谓楚印对中国印学的贡献。? ?? ? 1981年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成套大型编钟、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楚简更是让世人惊叹。湖北地区历代金石遗迹星罗棋布,著名的有李白“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刻、黄庭坚襄阳诗刻、苏东坡西山题名,黄鹤楼、米公祠、松风阁、三游洞等名胜古迹令人流连忘返。楚地文化积淀丰厚、金石文物众多的盛况,也催生了楚地文人对金石文字的探索激情,于是乎严观的《湖北金石诗》、陈诗的《湖北金石存佚考》、叶志诜的《湖北金石录》等著作先后问世,经缪荃孙、杨守敬编撰、校审的《湖北金石志》更是集腋成裘,补史传之缺失。《湖北金石志》三十二万字,引证书籍涉及经、史、子、集达一百八十余种,涵盖商周至元代九百余件金石器物,成为楚地最重要的金石文献。从清朝末年一直延续到当代,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兴起了涵盖金石考据学、文字学、篆刻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即汉派印学,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篆刻家和印学理论专着。今天研究汉派印学的发端,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是武汉自身形象宣传的需要,也是尊重人团结人,营造良好的湖北良好人文环境的需要一、汉派印学的萌芽期(清朝末年)? ?? ? “两湖熟、天下足” ,湖北向为江南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武汉为九省通衢之要塞,在张之洞的倡导下,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武汉作为督抚所在地可谓占尽天时、力拔头筹。经济的繁荣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武汉的书籍出版、私家藏书、金石收藏居国内重要地位,汉派印学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萌芽滋生。端方、杨守敬、黄牧甫是汉派印学的萌芽期的重要人物,其金石学、篆刻学成果为国内翘楚。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中国清末金石学家。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着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1900年因庚子之乱护驾有功,端方先后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黄牧甫(1849-1908)名士陵,晚清印坛杰出篆刻家,“黟山派”创始人。黄牧甫一生为客,四海漂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应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携长子黄少牧来武昌,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的编纂工作,这个时期黄牧甫创作了大量作品,也为端方及其家人刻了大量印章。? ?? ???1904年归老故乡到1908年病逝,黄牧甫再未出山。据《同听秋声馆印》跋:“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可知,黄牧甫篆刻并无具体师承,其转移多师、勤奋善悟,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其艺术成就的关键,黄牧甫对历代金石的广博涉猎,使其篆刻艺术实现了由“印中求印”到“印外求印”过渡。武汉是黄牧甫做客生涯的最后一站,汉上丰厚的吉金乐石藏品滋润了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向颠峰发展,同时黄牧甫也对汉派印学的萌芽产生重要影响。称黄牧甫为“黟山派”,是印坛以篆刻家出生地命名的习惯说法,其实黄牧甫一生的篆刻生涯在故乡的时间很短,汉派印学无须硬拉黄牧甫来壮大阵容,只是就历史而言,汉派印学的萌芽期确实烙上了黄牧甫诸多痕迹。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学者、大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学、金石文字学,着有《楷法溯源》《学书迩言》《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望堂金石集》《寰宇贞石图》等著作。由于杨守敬一生著述颇丰,在多个领域广有建树,所以其学术声望掩盖了书名,其印学成就更是鲜为人知。《清代学案》一书只是对其舆地学进行评述。杨守敬在《壬癸金石跋》中有“古玺跋”“桑干镇印跋”“建州刺史印跋”,于古印鉴别详慎精微。杨守敬于印学的最大贡献是其对元押的收集整理,其序云:“有元一代书法,自赵文敏、鲜于困学后,承学者争仿效之,婉丽有余,而古意略尽。唯士大夫姓名押,尚有魏晋遗意,盖其时风尚所趋,又仅经营一字,故疏宕有奇气。顾嗜印章者,竞羡秦汉,而以元押时代较近置之……”受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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