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中中国与欧洲(中）.docVIP

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王国斌教授访谈录原编者按：王国斌系尔湾加州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他关于中国与欧洲历史比较研究的一系列见解突破了长期盛行的各种欧洲中心主义研究框架,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他本人因此而被公认为正在崛起的“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访谈是2002年5月下旬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核心是关于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他的看法别具一格,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 　　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往往是大学本科时代开始的。你自己曾说，你对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等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至大学时代与查理?蒂里(Charles Tilly)教授的一段学缘。先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读的本科？? 　　王：我是1967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上本科的，1971年毕业后直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经济学。但除了经济学外，我也学了些社会学和历史学。那时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觉得经济学并不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与那个时候不一样，我觉得经济学还是挺有意思的。直到今天，我对经济学仍然很感兴趣，也和经济学家一起合作写文章，目前正在和经济学家一起写书。我所从事的研究，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研究，关于中国与西欧历史的比较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可以说，经济学是我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周：大学毕业后，你离开了密歇根，到哈佛去继续深造。从你的简历上看，你到哈佛大学后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你似乎对欧洲史更加情有独钟，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与欧洲历史的比较研究的？? 　　王：前面我已提到。我大学时候读的是经济学，后来才决定研究历史，但本来是想研究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史，所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是选择欧洲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但当我开始深入地接触欧洲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些比较史学的研究，也许更有意思，也更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去看费正清教授，告诉他希望能上一点他的课。他跟我讲，你要学中国历史，就最好把欧洲历史放在旁边。把精力集中到中国史上来，其实他自己对欧洲史并不感兴趣。他说，你要学中国历史，就要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赞成我一面研修欧洲史一面学习中国史的想法。这样，我开始将研修的重心从欧洲历史转到了中国历史。就是说，我是先读欧洲历史并对欧洲历史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才转到中国史的。所以．我决定做中国研究比较晚。不过，我并没有完全听从费正清教授的意见，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来。虽然我的主攻方向已由欧洲史转人中国史，我的博士论文也选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题目，即《清代中国食物供应的政治经济学》(The Po- 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但我仍然继续选修欧洲史的课程，继续对欧洲史保持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要真正了解历史学，起码要知晓两个地方以上的历史。我坚信，单从中国的角度了解中国，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因此，引入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更大范围的比较，既比较两者之异(differences)，又比较两者之同(similarities)，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并进而改进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我在哈佛的时候形成的这一看法，直到现在仍然深信不疑。 　　周：费正清教授实际上是要让你在中国史和欧洲史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研究中国史。要么研究欧洲史。你选择了中国史，但并没有放弃欧洲史，这就使你后来进行的中国与西欧历史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因为要做好比较研究，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比较的双方有同等深度的认识与了解。? 　　王：对，我选择研究中国史，但是当时我选的4门课中，有两门是关于欧洲的。以欧洲的社会经济史为主，特别是14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经济史，阅读了大量相关的英文、法文资料和研究论著。就是说，我虽然选择了研究中国史，但并没有因此而舍弃对欧洲史的兴趣，这一坚持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它使我有可能从容而深入地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从我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比较。我写于1983年的一篇论文《在中国和西欧为生存而发生的骚乱》，就是这种比较的最初尝试。这篇文章刊登在法国的一份历史社会刊物——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上。我的博士论文The Polh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当然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但并没有就中国谈中国，而是广泛地引入了比较研究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理论。? 周：最近我从一份材料上看到，史华慈教授当年就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