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妇女在村级选举中参与诸因素分析.docVIP

影响妇女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的诸因素分析胡 荣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提要：根据2001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影响妇女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诸因素。文章通过比较平均数和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是否村干部等因素之后，发现男女之间在选举中的政治参与仍有相当大的差异。作者认为，现阶段男女选民在农村选举中参与的差异是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造成的。要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除了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之外，还有待于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传统性别角色。关键词：妇女 政治参与 村级选举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村级选举不同于过去流于形式的选举，村民在选举中可以通过选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是一种有选择的选举(参看胡荣，2001a)，因此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也被看作是一种自主式的参与(胡荣，2001b)。村委会直选，为农村妇女参与政治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村民选举中，随着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女性选民的参与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例如，有关研究表明，吉林省梨树县在没有完全实行“海选”前，村民委员会成员没有一名妇女当选村主任和副主任。而从第三届“海选”普遍推广以后，妇女当选村干部有了零的突破：第三届有2位妇女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第四届产生了４名女性正副主任，第五届产生了6名女性正副主任。在第五届选举中妇女参选率达98.1%，全县86.3%的村委会有女委员当选（白艳、张桂华、郭峰，2003）。但是，不少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妇女参与政治的状况并不容乐观：中国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民主意识淡漠、选举信任感低下、参与行为被动（张勇，2004；张风华，2002）。有的研究者在浙江的调查发现，妇女在村委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是绝对少数，有的地方可达22.7%(如余姚市)，少的地方只有6.66%(如嵊州市)，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强度不高，妇女实际参政水平相当低，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即基层领导多，高层次领导少；副职多，正职少；虚职的多，实职的少（何包钢 郎友兴 ，2001）。还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广度不够，妇女参与政治的广度明显低于男性，妇女主动参与政治的差距比较大（董善浦，2004）。为什么农村妇女参政水平不会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人而自发地提高呢？现有的研究中分别从社会和文化的环境因素、农村妇女自身的主体因素、农村政治参与制度方面的客体因素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村的社会环境中“男主内女主外”的性别分工模式和从夫居的婚姻模式，以及农村传统的以男性为本位并在男性审视之下的文化，给妇女的参政带来了许多无形障碍（杨翠萍，2002；李慧英，田晓红，2003;刘中一，2001）；在政治参与的主体方面，妇女集家务劳动，生育和社区管理三重角色于一身，参与选举力不从心（李慧英，田晓红，2003；刘中一，2001），妇联组织在村落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也弱化了农村妇女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向常春，2003；杨翠萍，2002）；村民自治的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对农村妇女参与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选举过程的形式化，选举机构不健全和选举活动的不规范挫伤了农村妇女选举的积极性，采取“村聘乡管”的补救措施以及指派和荐举的方式，给妇女竞选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张勇，2004；杨翠萍，2003；赵倩倩，2003）。除了以上因素制约农村妇女政治参与外，也有研究指出宗族对选举的控制也造成了对妇女权力空间的侵犯（刘中一）；农村妇女参与政治较之从前，处于低谷的状况，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农民的劣势境况（何包钢，郎友兴，2001）。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农村妇女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现状是有帮助的。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很不够，一些文章只是基于对个案选举的观察得出结论，有的虽有定量的调查，但只是一些频数和百分比的分析，只停留在简单的描述阶段。为了能够较为深入地探讨影响妇女在村级选举参与情况的不同因素，本文根据1999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本项研究于2001年9月至10月进行。样本按多段抽样法抽取，分别在福建省寿宁县和厦门市各抽取5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各抽4个行政村，共抽取40个行政村。再从每个行政村按随机原则抽取25位18岁以上的村民，共成功访问村民913人。在这913人中，男性占56.3%, 女性占43.7%。从年龄结构看，30岁以下村民占24.4%，31至40岁占28.1%, 41至50岁占23.6%, 51至60岁12.9%, 61岁以上11%。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的诸因素分析诺曼·尼 (Norman Nie)和西德尼?伏巴(Sidney Verba)把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