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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天下官署，自古俗称衙门，现在则叫“机关”，它们是物化的官文化，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前几年讲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这两年随着“国学”与传统文化升温，传统的政治文化估计也要升值了。 今年9月下旬，到鄂西北游览，在参观了历史文化名城襄阳之后，不顾多日的旅途疲劳，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汉江，去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衙转了一圈。 包括北京故宫这个全中国最大的衙门，这是我见过的第三座衙门。2004年我曾在山西平遥古城参观过县衙，规模比较小，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班房”，相当于现在的看守所，只能关几个人。全国闻名的县衙还有山东泰安的老县衙、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的县衙，河南的另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县的明代县衙。估计在旅游业大发展的今天，还会有衙门不断开发出来。从内乡县到南阳市区，我参观了“南阳府衙”。它也很像模像样的，比内乡县衙格局大，却没有内乡县衙名声大，不知为什么。 内乡的县衙还是比较真的，是真文物而不是假古董。因为它最近一次扩建在光绪年间（1892年动工），直到1968年内乡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县政权机关才从此地迁出，但县人民武装部和部分县直职能部门一直在此办公，直到1984年决定把这里辟为县衙博物馆。虽然1966年大“破四旧”时，被西北政法大学的红卫兵来砸了衙门口标志性的建筑“宣化坊”和一些屋顶上的龙兽装饰物，基本建筑格局仍保存完整。 县衙这种东西，当然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合适地方，否则为了发展旅游业，也会被挂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但是，它所承载的传统政治文化信息，确也有不少值得今天学习继承的东西。 你看这县衙，不正是我们多年呼之不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具象化吗？内乡县位于伏牛山脉南麓、南阳盆地西沿，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在这里做过金国的县令。在清代，县级政权的政治重要性与治理难度，按“冲（地处要冲）、繁（管辖面积大，政务纷纭）、疲（赋多逋欠）、难（民刁俗悍，命盗案多）”四字分类，内乡占了“繁、难”二字，属于中等县。治理这样一个县的政权机关几乎全在这里了。县级朝廷命官不在这里办公的只有：八品县学教谕及从八品训导，他们应该是在学宫或书院里，那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另一个是从九品的巡检司的巡检，他应该在设巡检的关卡。 这座县衙扩建后规模是比较大的，占地总面积也就60亩（4万平米），房屋280余间。它包括县令的大堂二堂三堂及官邸、后花园，县丞（副县长，八品）衙，主簿（县令助理，正九品）衙，典史衙（明清不设县尉职，典史掌稽检狱囚和文移出纳，未入流，明代文学家汤显祖被贬后曾出任此职），还有吏、户、礼、兵、刑、工全套县政权职能部门，并有承发房、架搁库等文书档案机构和仓库、账房等公廨；政府招待所（寅宾馆、膳馆）在这里、三班衙役在这里，监狱也在这里！ 那时候的县署，是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它的下面是自治组织，或村社自治，或宗族自治，或行会自治，乡绅参与地方治理，却无硬性公权。县政权主要管理的，一是代表朝廷征收钱粮赋税，征发徭役兵丁；二是兴办儒学教育；三是维护社会治安，包括缉捕盗贼、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四是兴修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再有就是抚孤赈灾搞点公益救济。劝农劝桑之类，只是象征性的礼仪活动，政府不办企业，也不干预民间经济运行，除了盐铁专营等极少数为朝廷敛财的项目。——这表现的不就是政府的有限性和公共性吗？ 如上所述，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县级政权的官员都是朝廷命官。他们三年一届任满要考核，由吏部定迁转。换言之，一县之长，与县丞、主簿等佐贰官，虽有地位尊卑、权力大小之分，但三年之后很可能地位就变了，上下级之间没有那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内乡县丞衙门的正厅有一联是：“立定脚跟竖起背，展开眼界放平心”。单就处理一、二把手之间的关系讲，这对联也包含了县丞不必对县令卑躬屈膝的意思。按那个时代的官吏制度设计，是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朝廷官员都是对皇帝负责，所以，即使是一品大员与七品言官之间，也不像如今等级森严。一个七品言官在朝会上当面弹劾一个大臣，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至于县令与他的师爷之间的关系，更是主宾和师友的关系，互相借重，互相尊重，双向选择，合则从，不合则去，与现在某些官员与秘书班子的关系完全不同。 官吏的选任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明清正途出身的官员，都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任职有地理回避（原籍500里之外）、亲属回避，行政中还有科考回避、审判回避等。拿最为人垢病的买官卖官（捐纳制度）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黑暗：一是具有公开性，明码标价；二是卖官钱财归国库所有，除了皇亲国戚和权臣重臣，省府州县的官员想作弊卖官基本是不可能的。买官者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实缺的，往往是图个虚名；得到实缺，也受人轻视，真能干的也最多能做到道府一级。建内乡县衙的浙江人章炳焘，就是捐的官，先后向朝廷捐款四次，还找了关系，在官场办事历练多年，才终于得授县令一职；破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