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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总督与雍正皇帝的殊死较量 2009-06-30 06:36:20　来源:  HYPERLINK /special/007625CB/bjjt.html \t _blank 《百家讲坛》杂志(郑州) 杨名时蒙冤八年，心中却一直坚持着对“道义”的参悟与追求。为了生存，他在云南开馆授徒，讲解《大学》与《中庸》，听者云集。人们纷纷前来，就为一睹这根连皇帝也打不断的理学脊梁。 雍正四年八月，时任云贵总督的杨名时接到了朝廷颁发的一道上谕。雍正在上谕中毫不留情地点了查弼纳、杨名时、裴度、张楷、魏廷珍等督抚的名，责备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在说明了这种官场风气对吏治的严重破坏作用之后，雍正在谕旨中表扬了四个“模范督抚”——田文镜、杨文乾、李卫与诺敏，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他还在谕旨结尾处说：“朕深望尔等为明达体用之全才，而深惜尔等为??流混俗之乡愿，故谆谆告诫，不惮周详。” 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成了阻碍改革深入的“绊脚石”，他只记得自己殚精竭虑，做了许多赤诚为国的实事，并无“苟且塞责，姑息养奸”。难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做错了，竟没有觉察?难道是皇上听信了谗言，对自己有误解?他心乱如麻，不明所以，思绪早已飞到了往昔的岁月…… 一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61年1月24日)，杨名时出生于江阴朝阳关。他自幼苦读经书，以“端方耿介”自持，勉力追求“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为了用科举成绩证明自身的价值，也为了表明“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决心，他一再推迟婚期，大有不中进士不结婚的气魄。几经坎坷蹭蹬，他终于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为翰林院庶吉士。 随后，杨名时投身于康熙年间的名臣李光地的门下，李光地对他十分器重，在授课时曾经当众表扬他说：“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他认为，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除了有能力、有学识、有政治资源之外，还必须有敢作敢当的气魄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而杨名时正是具有这种成功潜质的人。 康熙四十年，在李光地的极力推荐下，杨名时被任为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秉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这段记载，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志士勤勉恪职的坚毅形象。 雍正改元之后，杨名时首次上请安折就收到了新皇帝的朱批谕旨回复：“尔向来居官任声名甚好，自兹莫移初志，益当勉之。”这说明，雍正对他印象不坏，可是，如今又为什么要给他定下“违道干誉”、“姑息养奸”的恶名呢? 杨名时哪里知道，雍正皇帝对他的态度变化，肇因于君臣之间往来的密折。 密折制度是康熙所创，到雍正初年已经定型。凡地方上有所兴革，该地督抚大吏必须先缮写“兴革意向”于密折之上，然后再派专人赴京呈上密折请旨，皇帝在折上写下密批旨意，再送还给“上折人”。即便皇帝已在密折上允准所请，也不能马上付诸实施。因为从密折的创意来看，它不过是君臣私下互通信息的一个秘密渠道，有利于皇帝迅速了解地方上的实情，遥控指挥督抚大吏，巩固皇权。但皇帝的个人意见还不能当作朝廷颁发的正式公文。正式公文的形成还需要督抚在吃准了皇上的旨意后，另行缮写可以公开的奏章，经皇帝批阅后交内阁评议，最后由皇帝综合各方意见决定是否准行。这是地方兴革得以实施的必经程序。密折与奏章的并行，可以确保在地方督抚大吏与中央阁部大官之间实现权力的制约，督抚不得借密折侵夺阁部之权，阁部也不得以“廷议”来阻碍督抚的兴革建议，最终实现在皇帝一手把持之下，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目的。 雍正登基之后，以务实求真、雷厉风行作为自己的勤政原则。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密折和奏章，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而且有时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还要洋洋洒洒地细细述说，以至于有时批语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多，这就导致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为此，他期盼各地督抚们所上的奏折内容务实，言简意赅，不利用密折频繁上奏，讨好皇帝，挟制上司，恐吓下属。 虽然雍正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君臣关系还算融洽，雍正曾经亲手题字“清操夙著”赐予杨名时，以示褒奖。但同时，雍正也不太欣赏杨名时的工作风格，他认为杨名时“太软些”，有看重并依从下属的毛病。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发生了杨名时在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批的事件。这是雍正最忌恨的，因为这会导致内阁大学士在讨论地方兴革时，鉴于皇帝已有的看法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雍正认为此举破坏了督抚与阁部的权力平衡，于是停止了杨名时的密折奏事权。 雍正三年夏，时任云南巡抚的杨名时为此上“请安折”，请云贵总督高其倬代为呈递，雍正不愿接受暗中道歉，公开下旨予以拒绝。在高其倬的点拨下，杨名时又上奏章，公开认错，称泄露密折并非故意，请求恢复密折奏事权。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杨名时接到圣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