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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灵的痛楚变成文字——论白先勇的悲剧意识》 人类的悲剧心态不仅与现实的苦难有关，同时也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民族心理问题。作为“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不管我们从白先勇的作品中读什么，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蕴涵在其中的他那博大而深厚的“悲悯”情怀。 他用血淋淋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蛰伏在人类前行旅途上的命运之神那狰狞恐怖的面孔，并揭示了死在人生旅途中的终极本质，由此响应着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荒谬哲学。 《毕飞宇小说论》 “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它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太大了，不仅是当时，甚至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文革思维”的隐现。毕飞宇是非常关注文革叙事注重为七十年代写作的，他在《平原》封底上写道：“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上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实了许多。”②他为什么会一直关注“文革”呢？ 在“文革”期间，人们经历了可怕的饥饿。只有吃饭才能生存，只有生存才能发展。所以，吃饭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意义重大。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也曾多次发生饥荒。但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却发生了1960年的“饿死人”。人是具有极强主观能动性的动物，却被活活的饿死，这当然有天灾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人祸。在作品中，毕飞宇通过孩子的饥饿描写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状况。 由孩子的饥饿可以联想到当然整个社会饥饿的状况。父母都是最爱自己孩子的，连孩子都处于饥饿的状态，可见他们自己更是饥饿难耐了。人体对饥饿最敏感，如果处于饥饿的状态，不论精神多么强大，也是坚持不久的，所以，毕飞宇对饥饿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人最本真的生存。而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文革”之前与“文革”前期，实际上是批判了“文革”让人民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权，暴露出“文革”表面上宏伟壮阔，实则反人类的本质。毕飞宇以自己的艺术之笔给我们以真实的呈现，让我们对“文革”做深层次的思考，以免国家重蹈覆辙。 “文革”年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是对于经历“文革”的人来说，却是人生的一大部分甚至是人生的全部。“文革”让我们看到了人的饥饿，人的愚昧，人的困顿，人的为权力所驱使，人的自我的丧失，人的宿命的悲剧。这些描摹让我们感到生存的疼痛。人性的丰富决定了疼痛的永恒，决定了人的生存将是悲剧生存。 第一节主要论述毕飞宇残酷的身体书写和残酷的心灵书写。如果只是一味地残酷到底，那将陷入一种绝境。幸运的是，在毕飞宇的作品深处有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关怀，这种脉脉的温情与温暖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所以，在第二节，我们将详细论述毕飞宇作品中的温情。 《底层人生的执着言说》 刘庆邦是一个有着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他认为作家写作应该凭良心，在良心受到诘问的当今社会，他始终坚持这一朴素的说法，并身体力行地去做。 “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此词被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而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底层”定义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基本不占有资源的阶层。也就是说，这个阶层的民众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赤贫、在文化上愚昧落后。我们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便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十分突出的个人化、贵族化、都市化的特征。那些真正大多数的挣扎于生存线上的下层民众苦难的生存境遇，正在逐渐淡出作家们的表现视野之中。而出身底层的作家刘庆邦执著地将笔伸向底层民众，对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入而持久地关怀与表达。他总是与自己笔下的表现对象同呼吸、共命运，总是以他自己的心灵去真诚地体味他们的离合悲欢，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在创作中坚持提炼穷人人性中的诗意，提炼穷人高尚、纯洁的善的观念，使坚持尊严成为支撑社会底层人的生命力量。这种底层尊严的有关主题书写体现了有关文学和有关人性的双重道义感和勇气，形成了刘庆邦广义的人道主义情怀。 本文着力探讨的是刘庆邦小说的人性思考。可以说，对人性的思考一直是刘庆邦小说创作的主题，刘庆邦的小说都是围绕人物、人性和情感而写，而写人物和情感都离不了写人性。他说：“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注重挖掘人性。”事实的确如此，他的小说既有对人性真善美的赞美，又有对人性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而更可贵的是，他将这种人性思考与底层关怀紧密联系起来，以对底层人性的描述揭露出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庆邦对底层尊严的有关书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重要特色之一。 《反抗与坚守》 如果按照苦难的来源而进行细分的话，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有着两种苦难：一种是源于人为造成的苦难，而另一种就是源于自然形成的苦难。对于人为造成的苦难，其中的人们都是以一种坚忍的方式进行着他们的有步骤的反抗。而人为的苦难，在阎连科的文本中主要就是体现为乡村权力对人的压制和对人造成的苦难，以及外族的入侵对人造成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