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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第三只手”是臆想还是真实存在？——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文贯中：“第三只手”是臆想还是真实存在？——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源网址：HYPERLINK /bencandy.php?fid=337aid=1645 /bencandy.php?fid=337aid=1645转载：共识网HYPERLINK /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0270253.html /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0270253.html【作者简介】 ???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研院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等。??? 主要著作：《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1952-1989》、《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等。【内容提要】内外经济形势要求中国急迫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更多发挥第一只手的作用，将政府由参与型、与民争利型改革为服务型、指导型，以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重庆模式由于不回避紧迫问题，有其引人注目和值得肯定之处。但从黄宗智先生对重庆模式的核心经验的总结看，这一模式不但依靠垄断抑制第一只手的功能，又将第二只手畸形发育成第三只手，以便使政府更多参与经济活动。这就使人怀疑重庆模式是否真是一种好的选择。这种模式会进一步加剧政府与民争利，本来有些希望的地票交易所也会成为加速圈地的障眼和幌子。这样的模式从经济学上看，并无坚实的理论和实证根据；其实质是借助扭曲市场的要素价格，以达到短期内的高速增长。这种策略旨在用时间和地点差击败市场基本面的力量，因其明显的不可持续性而包含极大的财务和经济风险。【关键词】重庆模式　第三只手　涨价归公　要素价格扭曲　财务风险一、重庆模式崛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地推出不少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以重庆模式的命运最具戏剧张力。这种模式不断变脸，转换角色，改换唱腔，使人目不暇接，难以解读。从2008年以前的潜心创办地票交易，悄然探索城乡统筹的路径，到最近几年以“唱红打黑”为主要符号的张扬和高调，在最初以地票交易、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内核之外，又被迫装进各种反市场、反法制的激进内容，披挂上各种华丽而亢奋的红色意识形态装饰，一时似乎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各类问题的万灵药，给不少人带来丰富的联想和无尽的希望，同时也引起社会上很大的争议。　　但重庆模式在“唱红打黑”之外，毕竟没有回避中国的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并对此提出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因而对重庆模式或明或暗欣赏拥戴的人也大有人在。去除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包装之后，究竟如何看待重庆模式的经济内核？重庆模式针对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其合理性？对关心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经济学家来说，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者比较内敛，对于自身模式在本地之外是否有供人借鉴之处，似乎很少公开表露背后的功利心，更少刻意炫耀和自我表演，以期获得超越地域的潜台词和话语权。重庆模式本来也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实验。这一模式奇峰突起，成为下至部分民众，上至官学两界某些著名人士趋之若鹜的模式，以至于国际学者和世界名人闻风而来，在笔者看来，也是2008年以后的事。这种现象的出现，初看似乎和某领导的突然到来，高举“唱红打黑”大旗有关，其实更是2008年来内外形势的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结果。　　为何说2008年这一年和重庆的兀然突起有着内在的联系呢？因为就在这一年，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突然爆发次贷危机，迅速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昔日靠借债挥霍的旧增长模式的弊病彻底暴露，世界经济顿时失去主要动力。中国因此突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手，使得对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模式情有独钟的人十分兴奋、自豪，认为是这种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增长的模式的最后胜出。2005年关于究竟是进一步走向民营和市场，还是倒退回国营、国有的全国性大辩论本来已有结论，那就是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出路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但面对西欧、北美突然降临的一片萧条，这一共识又一次遭遇严重质疑。　　由于外需相对萎缩，人们被迫将视线转向内需，却发现提升内需谈何容易。20世纪90年代后，城乡对立，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弥漫，仇富、仇官心理和民众维权意识日增，改革动力却日减。要提升内需，就必须克服重重制度性阻力和利益集团的抵制。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当大家感到进不得、退不能而陷于迷茫、焦虑之时，经过自我打扮和自我推销，深处内陆，与外向经济和全球化瓜葛较少的重庆脱颖而出，以其地处内陆而能维持高速增长的姿态一跃进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