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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室风云回眸（四）　　但“从高立法，从严执行”绝不意味着石室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爱国利民”一直是石室的光荣传统。上世纪初，石室校长就明确石室的生长应“因时应事”，主张学校应该与社会共呼吸，与时代同发展。于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史册上，石室中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壮烈篇章——　　1915年5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成都，首先在石室校园激起强烈反响，全校师生无比愤怒。很快各班便派出两位代表，走出校园，向省城各界人士、各学校联系，并在少城公园成立“四川爱国会”，急电北京政府“拒绝”并“备战”，发出抵制日货的号召。1919年5月，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使古老的石室学府也群情激昂。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沿街游行，挥舞“内惩国贼”的旗帜，播撒“还我青岛”的传单。石室学生“誓雪国耻”的口号声响彻在成都阴云密布的上空。“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许多热血爱国青年纷纷赴法勤工俭学，在他们当中就有石室的学生：周太玄、李劼人、李鹤龄、李季伟……　　在XX市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一份发黄的传单。其一题为《请大家注意》，传单写道：“此次英国日本对于我们中国施出种种惨毒手段，视人命如草芥。……同胞们快群起抵御啊!不然，中国人死亡殆尽了!”落款是：“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全体学生叩”。其二题为《注意，祖国要亡了》，内容也是揭露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杀戮，但落款更加悲愤：“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学生泣血陈词”!这两份传单忠实记录了石室学子在“五卅运动”中的英勇与悲壮。“五卅运动”后，石室学子中先后有十余人投笔从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加入到北伐的行列。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李一氓。　　卢沟桥的枪声，再次打破了石室的宁静。有的学生报国心切，毅然投笔从戎。有一个学生眼看就要毕业了，仍然中断学业奔赴战场;直到抗战胜利，他才拖着伤残的身躯回到母校重开学业。1938年，中共在石室正式成立支部，各种抗日宣传蓬勃开展起来。一时间，石室校园壁报林立，刊物繁荣。学校专门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利用星期日到乡下进行抗日。何其芳先生不但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而且还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抗日宣传。他自己也亲自撰文鼓动抗战。在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一句名言：“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针对当时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发出了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庄严、踏实工作的呼吁。何其芳正是从石室出发奔赴延安。在先后奔赴延安的石室人中，还有英文教师(著名翻译家)曹葆华、高普十一班学生曾彦修——即当代著名杂文作家严秀和后来在重庆渣滓洞英勇牺牲的韩子重。　　40年代末，石室校园再次成为民主运动的堡垒。面对即将倾覆的蒋家王朝，石室师生英勇地投入到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洪流中。校园内，各种进步社团相继成立，各种左派报刊纷纷涌现。罢课、集会、游行、示威……迎着国民党的刺刀，石室师生以自己的热血呼唤着民主与自由。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1948年秋和1949年春由石室教师、地下党员刘骏达发动组织石室中学师生和全市学界参与“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罢教运动。这两次运动，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反动军警加紧了对石室师生的迫害，不少师生被捕。1949年12月7日，刘骏达最后在成都郊外的十二桥含笑饮弹，他的鲜血流进了新中国朝霞满天的黎明……　　有人曾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在近代中国，大凡有着伟大学术传统的学府，同时就是救亡运动的先锋和民主运动的堡垒。我同意这个观点，并愿意再增加一个明证——成都石室中学。　　和中国任何一所中学一样，每星期一的早晨，古老而年轻的石室校园都要举行升旗仪式。但和其他任何一所中学都不同的是，石室学子面对国旗高唱《国歌》之后，还要举起右臂庄严宣誓：“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　　——这是郭沫若1957年3月为母校的题词，也是新一代石室人的不懈追求。　　作者：李镇西　　但“从高立法，从严执行”绝不意味着石室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爱国利民”一直是石室的光荣传统。上世纪初，石室校长就明确石室的生长应“因时应事”，主张学校应该与社会共呼吸，与时代同发展。于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史册上，石室中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壮烈篇章——　　1915年5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成都，首先在石室校园激起强烈反响，全校师生无比愤怒。很快各班便派出两位代表，走出校园，向省城各界人士、各学校联系，并在少城公园成立“四川爱国会”，急电北京政府“拒绝”并“备战”，发出抵制日货的号召。1919年5月，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使古老的石室学府也群情激昂。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沿街游行，挥舞“内惩国贼”的旗帜，播撒“还我青岛”的传单。石室学生“誓雪国耻”的口号声响彻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