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的“公法俘获”及其意义二.docVIP

隐私权的“公法俘获”及其意义二　　(三)保护方式之“公”　　不少从民法角度研究隐私权的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侵权行为当作保护隐私权的最佳方式。进一步说，这种观点有几个隐含的前提：首先，它假设隐私是充分自治的领域;其次，它假设法律基本是完备的;最后，它假设政府对隐私权主要承担消极义务。遗憾的是，这些假设都有问题。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得知隐私在当前已经不是一个绝对自治的领域。即便如此，如果政府已经尽到了相关的义务，以立法等方式设立了较为充分的规范对隐私权加以保护，那么还是可以把侵权法作为隐私权的主要保护方式。但这一假设也很难实现。众所周知，隐私权是一种二十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权利。在我国更是九十年代后才被人们所关注。有些国家碰巧具备了较有利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但也很难说已臻完善。比如说荷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各项法律比较完备，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也存在着骇人听闻的国家疏于保护义务、侵害隐私权的立法疏漏。在X and Y v. Netherlands案中，一位有精神障碍的16岁少女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遭强奸。荷兰刑法规定强奸案必须由受害者亲自提出控告。由于本案受害者缺乏行为能力，刑法就无法对此案加以干预。受害者家庭主张：这违反了对其女儿私人生活的尊重。私人生活的概念涵盖了有关人士的身体和道德完整性，包括其性生活。最后，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在如此严重的案件中，荷兰刑法所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