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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作为哲学建构主义 　　[摘要]建构主义何以为推进公共组织的研究提供有益的价值？为回应该问题，本文阐释了公共组织研究从传统路径转向建构主义路径的哲学基础，并以“组织行动的网络”、“意义建构的过程”以及“知识创造的螺线”三个重要概念为线索，分析了建构主义组织研究的基本路径。可以发现，组织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采取了与主流实证主义研究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虽然建构主义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组织观，诠释了一种更强调平等话语权和价值多样性的哲学理想，但是建构主义研究者的关键任务并不在于解构和批判，而在于解释和理解组织行动的实践逻辑。在澄清对建构主义的误解的基础上，如若能够采用更为科学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经验研究，建构主义就很有可能为国内公共组织研究、乃至公共行政研究做出实质意义上的贡献。 　　[关键词]建构主义；公共组织；行政哲学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9-0064-06 　　20世纪上半叶，建构主义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兴起和发展，其影响范围逐渐扩展到组织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但是总体而言，采取建构主义路径开展组织研究的学者尚属少数，尤其对于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者而言，建构主义的影响力并没有过多地跳出哲学探讨的范畴，对建构主义的组织理论几乎是陌生的。而且在国内现有的公共行政研究中，有些争议性的问题仍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澄清，譬如：建构主义是否意味着一种脱离于客观物质实体的唯心主义？它与那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是否是一样的？建构主义路径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组织的分析应是一种科学，还是一种艺术？或者依照全钟燮的做法，将建构主义置于一种二者之外的——“社会设计”——立场？[1]如果不能够理清这些基本问题，那么就无法采取合适的方式将建构主义应用于公共组织和公共行政的研究中，更不用说产生实在的贡献。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即在于，建构主义何以为推进公共组织的研究提供有益的价值？回答这个问题有赖于我们如何认识建构主义，如何认识组织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为此，本文将首先阐释公共组织研究从传统路径转向建构主义路径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以三个重要的概念为线索，分析建构主义组织研究的基本路径，以及相应的理论假设和方法。最后章节尝试讨论建构主义对公共组织和公共行政研究可能做出的贡献，以及欲达到这种可能性的路径与条件。 　　一、指向建构主义：观念基础 　　一般认为，20世纪中叶的组织研究已经逐步开始从行为科学理论时期迈向系统管理理论时期。组织研究的不同学派开始更加关注“外部”的社会因素对组织的影响。可值得注意的是，以汤普森的权变观为代表的一些学说还只是将环境当作影响组织绩效的一种外部变量或客观条件。[2]组织的权变行动是从外部环境中选择和利用合适的资源和能量为其所用。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的理性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解释组织行动的不同可能性，汤普森将组织理性的作用置于一个有限的、可控的范围，将不同情境下的“排序”作为组织行动的根本原则。他的学说与西蒙和马奇关于组织的观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后者将此称作“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3]不难发现，这些主流的研究者仍然试图建立的是可供预测的科学理论。 　　可是，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即那些非理性的因素、非常规的情境是如何影响组织行动的？许多学者怀疑，主流组织理论存在着片面夸大工具理性作用的倾向，它们过于乐观地认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能够通过理性的作用，至少是有限理性的作用予以实现。其中的一个缺陷是，它们与那些早期的经典理论一样，无法解释组织实践中的一些非常规的事件，那些没有遵循既定的制度框架、没有以效率为选择目标的事件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一些试图弥补这一缺陷的组织学家也常常只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将那些无法用理性加以解释的问题归于不确定性的领域。[4]通过援引批判理论和后现代观点，全钟燮诘问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组织观，并倡导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公共行政的实践。在他看来，上述问题实际与社会文化、组织内外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包括一些非理性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对这些因素的考察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组织的行动逻辑。[5]塞尔蒂纳进一步建议，可以借助认知建构主义的方法开展组织研究，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组织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些令人疑惑的‘发展’成果，而产生这些结果并不符合预先所设定的改革目标” 。[6] 　　相较于那些实证主义的主流研究，组织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有着不同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古典时期的公共行政研究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主流的公共行政研究都试图建立的是一门公共行政的科学。科学研究的基础是承认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主观世界的客观现实世界，存在现实世界的普遍真理和规律。客观现实可被认识，欲达到认识的目的就需要借助于理性的作用去发现事物的“本质”。理性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