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抗日舆论宣传.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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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抗日舆论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抗日舆论宣传   摘 要:《生活》周刊系1925年10月10日由黄炎培创办于上海,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以刊载职业教育信息等内容为主。1926年邹韬奋接办之后,刊物逐渐演变为以反映和探讨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杂志。“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办刊宗旨发生很大变化,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成为一份著名的新闻时政刊物。本文拟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的抗日舆论宣传做一考察分析。   关键词:《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抗日舆论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30-02   最初以宣传职业道德、交流职业教育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由黄炎培在1925年10月10日创办于上海。一年后,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笔,主持刊物的发行与流通。由于邹韬奋为《生活》周刊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周刊的受众与市场得以迅速扩展,行销海内外。自1926年起,《生活》周刊与大众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共同跳动,宗旨与内容一直保持更新。“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由都市生活文化杂志转变为时政评论杂志,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主要阵地,是引导民众投身抗日运动,推动抗日高潮到来的一面重要旗帜。   一、《生活》周刊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原因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之前和之后,中华民国的党政军民各界有识之士都对日本的侵华原因、侵华政策、侵华时间做出过种种的分析和推测。在日本发动事变侵华之前,《生活》周刊就曾刊登韬奋先生《读〈东省刮目论〉》一文,直接以该书作者的原话,说明日本一定会侵略中国的原因,“日本人口每年增加达百万人之数,日本之人口问题,与食粮问题相随属,……非趋于经济亡国之命运不可,……著者于是乃知于人口稀薄,拥有广大沃土与富源的东省开发,实为解决此一大问题之秘诀矣。”[1]而记者徒然也在同一期周刊发表文章《资敌以粮》,以详实的数据和资料,证明日本“所谓征服满蒙之第一方策,则为殖鲜民于满,资以购买水田。国人苟不尽力救援???东北人民终将有先遭亡国奴之痛。”[2]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日人侵华之必然,侵华野心之坚决,昭然若揭。   除了人多地狭,食量不足,《生活》周刊还从国民心理方面分析了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坚决执行侵华政策的原因。《生活》周刊1931年9月19日刊登的《日本人》一文,十分细致地分析了岛国人民的性情。“认为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以及独裁统治者的恶意蛊惑和欺骗,导致了日本国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蔑视、仇视等心理”[3],并最终形成坚决对外侵略扩张的整体国民心态。   在《生活》周刊眼中,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压迫本性也是导致日本坚持侵华战略的重要原因。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几个月,《生活》周刊就曾刊文指出:“我国自袁世凯屈辱承认二十一条件之后,日人就认定我国国民性的懦弱无能,处处拿出压迫手段来大施威吓,而日人对于满蒙,早有喧宾夺主的野心。”[4]   日本帝国主义早怀独霸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侵略满蒙只是第一步,而“九一八”事变,不过是个借口与契机罢了。   二、《生活》周刊对于“九一八”事变本身的报道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撕下伪装,恶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以此为借口进攻沈阳北大营,迈出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是为“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日,《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即在“小言论”一栏中发表题为《自以为正当之处置》的文章,首先对“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事件――“中村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和分析。韬奋先生在文章开头就指出,日人借口所谓“中村事件”,“而谋国民国防思想之普及,可谓滑天下之大稽”。首先说明了这不过是日本借以挑衅的一个借口。接着,文章指出了当前形势的严峻,因为日本已经决定,“军事及外交应采一致行动,寻自认为正当之处置,使用武力为最后手段”[5]。日本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籍此侵略东北,那么中国应从根本上着想,阻止日本的“正当处置”。因此,韬奋先生在紧接着的第二篇小言论中指出,中国现在内忧外患,要从根本上着想,“各方政治势力应当有一深切认识,即国家民族的利害,超出一切政治是非之上”[6]。以抵抗侵略,保卫国土为第一要务。   “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周之后,针对如此野蛮暴力的侵略事件,以及中日各方各界的反应,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连续发表数篇文章予以报道。在《应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一文中,先生切中要害地指出:“日本之侵略东北,其决心绝不仅在东北,其策略实以吞噬中国全部以完成其大陆政策为目标。”“故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抵抗侵略。首先说明了国难的真相是日本要侵占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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