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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先秦韩非功利文化论思想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贵族政治的分封制分崩离析，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彼此针锋相对，思想争鸣。虽是百家争鸣，但是儒、道、墨、法等各家却并不甘于百花齐放的共存状态，各家争鸣亦是一场话语权的争夺赛。韩非的功利论思想与边沁（Jeremy Bentham）的英国古典功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用功利主义思想来命名韩非的功利论思想，显示其特征。文中难免与现代人的个人至上的功利主义作对比，因此，文中一律用个人至上的功利主义的字样，以示区别。韩非的功利主义思想实质上是用功利标准对人性、文化、政治领域分别作出论证，形成相应的功利人性论、功利政治论、功利文化论思想。在此，笔者仅浅析一下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 　　【关键词】韩非；功利主义；法家；文化 　　一、先秦韩非思想兴起源于百家争鸣的历史大背景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最早出现的学术流派，孔子亦是诸子中最早出现的思想家，孔子之前，教育是由贵族垄断，孔子兴办私学，提供了文化教育资源，文化教育由贵族普及至平民，壮大了士人阶层，为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民间兴办私学浪潮的兴起，文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不同的文化与思想百花齐放，战国末期形成显学并立、诸子共存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战国时期，书写工具有了进步，使得民间学者立言著书有了可能性；而在春秋时期有能力制作书籍还仅限于官方政府，书写工具的进步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对此，傅斯年说道：“《周书》、《雅》、《颂》不必说，即如《国风》、《小雅》若干篇，性质全是民间者，其著于简篇当在春秋之世。《国语》乃由各国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无此力量。《论语》虽全是私家记录，但所记不过一事之细，一论之目，稍经展转，即不可明了。礼之宁俭，丧宁戚，或至以为非君子之言，必当时著书还甚受物质的限制，否则著书不应简括到专生误会的地步。然而一到战国中期，一切丰长的文辞都出来了……若不是当时学者的富力变大，即是当时的书具变廉，或者兼之。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 i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逐渐丧失对各诸侯国的统治权，“内其国而外诸夏”，各诸侯国都以正统自居，地方性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形成了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二、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是当时经济形势的折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的原因。比如秦、齐两国皆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模式却截然不同，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更是大相径庭，秦国重农抑商，民风剽悍，连荀子都忍不住感慨秦国“其殆无儒”ii；齐国则重渔盐工商之利，开设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英才汇集于齐传播讲学。文化模式的迥异便由生产力模式不同所致，秦国地处西北，气候苦寒，物质匮乏，没有努力耕战，就没有财富；齐国靠近大海，与中原各国贸易往来密切，是当时风气最为开放的商业大国，经济繁荣自然能招揽众多学者云集于此，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曾在此讲学。文化的生长繁荣无可避免的会依托于整个时代，是时代大环境使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难免受到时代变革的激发，摩擦出火花。纵观人类历史，愈是激烈变更的时代，愈是文化“轴心时代”。儒、墨着眼于“道德”、“天命”对各家“发难”，法家作为诸子中较晚成型的后起之秀，便从功利主义思想的角度对儒、墨两家显学进行批判，顺势提出功利文化论的主张。韩非曰：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iii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韩非对儒、墨的思想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韩非认为儒、墨学派内部不仅思想混乱，还缺乏实践的检验，没有依据，是愚昧和虚妄的学术观点，倘若依照如此学说治理国家，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如果用功利标准衡量儒、墨两家的文化，显然是不符合功利目的，因此应该予以禁止。明显韩非也想争夺学术话语权，对多元文化并立的局面深恶痛绝，甚至认为多元文化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会影响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三、对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的反思 　　韩非推导出单一文化思想优于多元文化思想的文化功利论，对儒家的仁政思想进行批判，比如韩非认为，不应救济穷人，穷人贫穷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