袒露中人性回归1970年代末“伤痕”连环画.docVIP

袒露中人性回归1970年代末“伤痕”连环画 　　[摘要]连环画是大众的艺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仅起到了宣传、普及和提高的社会功用，也成为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伤痕》《枫》《张志新》等作品的图像分析认为，作为大众的艺术，1970年代末的“伤痕”连环画，把知识界对“文革”的反思和人道主义的思考融入其中，不仅促成了全社会普遍的人性回归，其创作本身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人文背景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就其反思的深度和力度而言，“伤痕”连环画有着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但还是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人性回归“伤痕”连环画 　　“文革”结束后，社会刚开始出现一丝自由的气息，反思“文革”的文艺作品便已开始萌动。从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到次年8月卢新华的小说《伤痕》面世，逐渐形成了一股张扬人性，批判和反思“文革”的文艺创作思潮――“伤痕文学”。事实上，以袒露“伤痕”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并未局限于文学界。在美术界，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同样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四川画家高小华的油画《为什么》、程丛林的油画《1968年X月X日雪》、廖冰兄的《自嘲》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画家们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虽然很大，但由于普及程度和表现深度的原因，远不如连环画《伤痕》《枫》等作品的社会影响广泛，而1970年代末的美术创作，也首先在这些连环画的创作中呈现出新的探索和发展趋势。 　　小说《伤痕》发表后，多种以之为题材改编的连环画陆续出版，如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的杨利禄、陶雪华绘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的张淮、徐育林、章毓霖绘本以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本等。影响最大的是首发于1979年3月号《连环画报》由陈宜明、刘宇廉和李斌合作绘制的46图《伤痕》。 　　陈宜明、刘宇廉和李斌三位作者都是由江南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东北农村生活了将近十年。在他们身边，不乏王晓华式的青年，经历过类似的艰辛境遇和坎坷命运。因此几位青年画家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在创作中也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处理脚本和画面的关系。原著通过对第三人称“她”的描写，以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冷静地面对王晓华所经历的一切。这种处理方式，虽然看起来似乎更加冷静，但却不可避免地减弱了读者阅读时的带入感，使作品的感染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三位画家在处理脚本时，把小说中的“她”改为第―人称“我”，使图画的表达带动了脚本故事的发展，从而使人物的内心坦呈在读者的面前。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中与政治、意识形态等无关的细腻丰富的情感，本是新中国以来的文艺创作着力回避的领域，但这套连环画不仅着重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在一些画幅中，如第4图，采用局部放大的方式，通过对人物面部的特写来表达对象凄凉、又有些彷徨的复杂心情，而脚本中仅有的“妈妈”两个字，形成了简单文字与复杂表情相映照的视觉效果，不仅暗示了人物凄惘、彷徨的原因，也顺理成章地把故事推向回忆的情节。作品中类似这样的小改动随处可见。如原著中以较少的文字叙述了“文革”早期的情况，但文字的表现力足以使读者明了这个时期对王晓华的生活和思想造成何等剧烈的变化。如果图画也用简单的叙述来表现这样的情节，必然会使作品的感染力下降。画家们大胆地运用了6幅连续的画面来表现“我”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使“我”的形象更加真实、丰满，也使后来的懊悔更加沉重。“初恋”、“病房”等段落的内容，画家们也做了类似的强化处理，甚至一些内容在原著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但在连环画中也被强调处理，如第17图“我”为赎罪而拼命劳动的心理活动，这样处理的效果当然也如前面一样，使人物的性格和人生更加丰富、真实，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感人的魅力。 　　连环画《伤痕》的成功，不仅是体现在画家对人物内心世界表现的重视上，也体现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内心情感相结合的表现中。如第13图妈妈读到女儿离家的信之后的痛苦形象，第27图“我”俯卧的背影以及第36图匆忙奔跑的“我”的身影等，都能恰当地传达出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心境。作者在后来总结说：“对于人物的刻画，在连环画创作中，无疑是主要的。我们根据连环画的一般规律，作了一些前景、中景、远景和正侧俯仰的节奏变化，并根据情节发展的要求，适当安排了一些正面的特写，但也有时侧重于整个造型的描写。”正是这些“整个造型的描写”，不仅避免了写实可能造成的琐碎感，也使画面情感的表达得以升华和延展。 　　《伤痕》中的图画全部由写实的黑白基调构成，仿佛是一张张怀旧的照片，富有历史感、沧桑感。连环画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刻画，也深化了批判和反思“文革”的主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发展。 　　在1970年代末的美术界，“伤痕”美术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枫》，同样是由陈宜明、刘宇廉和李斌三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