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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教养理论与新媒体时代契合 　　【摘 要】“教养理论”自提出以来影响深远，但也备受质疑：传统教养理论从宏观出发却止步于单一因素的考量；强调媒介潜移默化的效果，却又用显在的效果来进行效果的推证。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呈现出的覆盖的整体性、内容的海量性、方式的分享性等特征，恰恰契合了教养理论效果研究的基点。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教养理论；格伯纳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互联网已经取代电视，逐步成为我们接触时间最长，对我们影响力最大的媒介。 　　较之于以往的传统媒体，互联网被冠以“第四媒体”之称。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二代的发展以及手机、博客、微博等技术发展，新媒体时代已然莅临，并已“新”清晰地表达着两个时代媒介的本质区别。以传统电视和互联网为例，传统媒体多是点多面的大众传播媒体，而互联网作为补充概念上的媒介，不仅仅承担电视传统的大众传播功能，还具有“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功能，且这些传播功能复杂地交叉在一起，彼此之间亦无明确的界限。在此情况下，反观“教养理论”，不难发现，新媒体时代特征恰好契合该理论的研究基点与效果。 　　一、传统教养理论在效果研究中的争论 　　传统的“教养理论”又称为“涵化理论”、“培养理论”，最早始于伯格纳等人关于电视构建暴力世界如何影响受众认知的研究。传统的教养理论关注电视作为观众不可选择、无法拒绝的强大媒体对观众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该理论认为，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并非在改变受众，而是维持一种普遍的、同质的认知，形成一套主流的价值标准。 　　教养理论问世后备受质疑。有学者指出，教养理论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它在一系列矛盾和两难之间的折中和摇摆不定所导致的不彻底。它从整体的、宏观的效果出发却半途而废，止于某单一因素的考量；从深层的被动出发却折中和妥协于表面的能动性；本是对潜文本间接效果的强调，却在效果研究中用显在的效果来推证。” i笔者以“教养理论、格伯纳”做关键词在CNKI学术库进行搜索，在“社会学”学科分类中可见论文条目共6条，其中《电视传媒对儿童的涵化效果探究》、《社会学视域下媒体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探析》、《电视对儿童的涵化作用》以及《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影响》等文章在效果研究中，仍机械地沿用传统教养理论的实证研究方法，并未就意识到它所隐含的深层次矛盾。直至新媒体时代，更有诸多学者对教养理论的结果进行了新的论证。然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侵入的不可控、人们自主性的崛起使得传统教养理论的研究方法受到严峻挑战，它是否仍然具有可适性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的生活常态，但并没有消解客观现实、主观现实的分野。我们的主观现实仍旧需要客观现实作素材，而客观现实需要媒介呈现，这个媒介可以是电视、可以是互联网，但无论哪种媒介，都已经在客观上塑造了一个新的媒介现实。人们形成世界观，对无法亲身经历的事情进行了解，取决于媒介现实。在这种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教养”效果就会发生。从媒介塑造社会图景，从而影响人们价值标准的形成这个角度来看，在新媒体时代，教养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与该理论本质更加相适。然而，“教养”效果与传统媒介模式下的效果亦不会完全相同。 　　二、新媒体时代与传统教养理论的契合 　　（一）新媒体时代与“教养理论”概念上的整体性 　　格伯纳言称教养分析所要集中关注的是“长期接触整个讯息系统的后果。” ii然而，在他的暴力研究以及当今许多教养研究中，研究者们都只是人为将研究文本局限在一种媒介（电视为主）中。“整个讯息系统”这个概念是宏观的想象，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则以宏观讯息系统中局部文本作根据进行“推论”，得出教养效果存在的结论。这一点在传统媒体研究中，单把电视抽离出来其实很难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毕竟在考虑“电视是否塑造受众价值观”时，我们很难确定无疑地说，其他如广播、书刊等媒介因素没有对结论造成干扰。至于格伯纳面对批评者所言的“共鸣”，他似乎也是矛盾的：一个人用已受教养来证明教养效果。如果说，一个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现实和自己的真实生活相一致，就发生了共鸣，那那些没有发生共鸣或者所谓“反共鸣”的时刻说明了什么呢？在对共鸣所做的描述中，学者将其描述为：共鸣即指电视的“教养”效果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在我看来，特定人群实则是概念上已经受到“教养”的群体。 　　在互联网时代，这些矛盾似乎能得到一些缓解。比如说，相比电视等传统媒体，互联网的覆盖性显然更强，对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更大、塑造媒介现实的能力也更高，然而这一切却又是不可见的。在“整个讯息系统”层面上，互联网在这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