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曼生与紫砂壶“文人化”.docVIP

陈曼生与紫砂壶“文人化” 　　宜兴紫砂壶的进步、发展和兴盛，受到文人情趣及高尚文化品格的强烈影响，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韵味，保持着鲜明的自由表达意志和原创精神。 　　紫砂壶的文人化风潮 　　宜兴紫砂壶的进步、发展和兴盛，是与社会承平状态、文人参与创作及儒学、禅学、道家思想融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紫砂壶的文化趣味及欣赏层次丰富多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是其它工艺门类所不能比拟的。 　　宜兴紫砂壶不曾有过官窑生产的历史，不为公府所垄断，个体创作环境比较宽松，世代从业者传承不绝，受到文人情趣及高尚文化品格的强烈影响，在封建专制的文化环境中，得以保持鲜明的自由表达意志和艺术原创精神。宜兴紫砂壶所具有的朴拙之质，温润之气以及丰富的文化内蕴，十分贴近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因而得到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的喜爱和推崇。 　　清代康、雍、乾三朝，社会承平，茶事文化丰富多彩，沏泡清饮的饮茶方式普及于全国及社会各个阶层，深刻地改变了茶具的形式和功能，因而带来了宜兴紫砂壶生产的空前繁荣，“自泡茶之法兴，阳羡沙壶始名于天下”。而文人对于紫砂壶的喜爱也与日俱增，他们不再自局于鉴赏者的身份，而是亲自参与到紫砂壶的创作中来，为紫砂壶注入了新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格。清代早、中期的文人，或往宜兴定制壶式，或延名工到家坐艺，大大拓展了紫砂的造型领域，或仿商鼎周彝，或摹花卉果木，或作博古陈设、文房雅玩；他们撰拟壶铭，纪事、抒怀、托志、寄情，表现了淡泊名利、陶然超脱的文人情怀，更具涵养心性的启发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人撰著，如周容《宜兴甍壶记》、吴梅鼎《阳羡茗壶赋》、李渔《杂说》、阮葵生《茶余客话》、李斗《扬州画舫录》、张燕昌《阳羡陶说》、王士稹《池北偶谈》、《居易录》以及《先进录》、《博物要览》、《五石瓠》、《松研斋随笔》等，都对宜兴紫砂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著录。在他们的诗词文翰中，褒美紫砂壶的词章俯拾皆是：“一壶满贮碧山?，摩挲便觉胜饮醇”（陈维崧《赠高侍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山家雅供称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荑……拂拭经时不释手，童心爱玩仍孩提”（高士奇《宜壶歌答陈其年检讨》）；“合作案头清供具，不归田舍归禅房。偶然小技亦成名，何物非从假合成”（《以陈鸣远旧制莲蕊水盛、梅根笔格为借山和尚七十寿口占二绝句》）…… 　　《阳羡名陶录续录》还描述了这样一件趣事：张廷济得到一把大彬壶，一口气写下四首七律诗，引来葛徵、徐熊飞、张上林、沈铭彝、周汝珍、吴骞等人的唱和，其间佳句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削竹镌留廿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活火新泉逸兴赊，年年爱斗雨前茶”“记取年年来一呷，未妨桑苎目茶神”“瓦全果胜千金注，时好平分满座春”“曾阅沧桑二百年，一时千载姓名镌。从今位置清仪阁，活火新泉话夙缘”。从中不难窥知，当时文人对于紫砂壶的喜爱与痴迷到了何种程度，赏玩紫砂壶，不啻是他们的精神盛宴。 　　待破的行业发展困局 　　清代乾隆年间，宜兴紫砂行业已经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民间制壶业一派兴旺景象，“白甄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蜀山、上袁、中袁、川埠、潜洛、牛毛圩、西望圩一带，多是农忙务农，农闲制坯的半耕半工人家。他们制作的坯件由窑户收购，论件计酬，品种一般为日用大壶，如寿星、洋桶、龙蛋壶等，以及茶肆酒楼用的贡灯壶。高档砂壶则都出自名工匠之手，家传师授，受雇于窑户，在作坊制作，或在自家制作特定产品，如鱼化龙壶、传炉壶、柿子壶等。虽然此时紫砂壶中的筋纹器和花货类器形也属丰富多彩，但绝大多数艺人都亦步亦趋地摹仿前人旧作，缺少创新意识。乾隆年间在陶瓷行业兴起的装饰繁缛之风也影响到宜兴紫砂行业，为适应世俗及宫廷审美趣味，紫砂壶也渐流行炉均釉等华丽的装饰风格。 　　这种繁复粗俗的紫砂壶装饰潮流，直至陈曼生出现，方才得到扭转。陈曼生设计的紫砂壶，洋溢着浑厚清逸之气，为紫砂艺术拓展了一片广阔明朗的前景。继后的邵大亨亦以其不俗的审美眼光、过人的工艺实力，与黄玉麟一起，书写了晚清宜兴紫砂史上最光彩的篇章。 　　陈曼生评述 　　陈曼生，名鸿寿，字子恭，又号老曼、曼寿、曼公，还有夹谷亭长、种榆仙客、种榆道人等别称，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道光二年（1822年），浙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嘉庆六年（1801年），他应科举拔贡，以古学受知于大学者阮元，“朝考以知县用，分发广东，丁忧服阙，奏留江南，署赣榆县补溧阳县，擢河工江防同知，迂海防同知”。 　　《赣榆县志》载，“陈曼生，浙江钱塘人，拔贡。清廉有惠政。先是大沙河壅塞水涨，轧溢没田庐，鸿寿之官即蠲金为倡，刻曰疏浚，河以畅通，民无水患。书法宗董其昌，人至今珍之。”民国《杭州府志》称，“陈曼生，……性爱交游，于学多通解。自以为无过人者，遂一意篆、隶、行、草书，为诗不事苦吟，自然畅朗。阮元抚渐时，方筹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