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秦岭浪漫神游(节选).docVIP

诗仙李白秦岭浪漫神游(节选)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诗仙李白足迹遍及华夏名山大川。他在许多山水中都留下了不少的精美的诗篇，秦岭自然也是李白讴歌的对象。 　　李白的成名也与秦岭有关，一举让他成为天下名士的诗作正是他写秦岭通往蜀地险恶道路的《蜀道难》。据唐代孟綮的《本事诗?高逸》其三记载，初入长安的李白在紫极宫大酒楼见到当时担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拿出《蜀道难》一诗请贺老先生指教。贺知章还未读完全诗，就赞叹不已，称李白为“谪仙”。老诗人是位性情中人，人称“四明狂客”，当即要请这位年轻的诗人喝酒，恰好身上未带银子，随即解下身上所佩带的金龟命人拿去换酒，与李白推杯换盏，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后来李白自己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中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诗曰：“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后来李白每每想起此事，还禁不住泪流沾巾。可以说李白的这首《蜀道难》是震动京师文坛的成名作。 　　关于《蜀道难》一诗的写作缘由及背景，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大致有六说： 　　其一，谓忧杜甫、房珀而作。 　　《新唐书?严武传》曰：“武在蜀放肆……珀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在此以前，唐代李绰《尚书故实》、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已有此说。《新唐书?韦皋传》、宋代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宋代钱易《南部新书》等均持此说，认为李白作《蜀道难》是为老朋友房?、杜甫的前途和性命担忧，奉劝他们“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虽然这一说法产生较早，记载的典籍也比较权威，但这一说法是最不靠谱的。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一般认为在天宝初年，而房?贬蜀和杜甫入蜀都在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之后。汲古阁本殷瑶的《河岳英灵集》中选有李白《蜀道难》一诗。殷瑶在诗集的序言中云：“此集起甲寅，终癸巳。”按甲寅为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癸巳为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殷瑶的说法是严密准确的，则《蜀道难》绝不可能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再说杜甫逃荒入川时，李白因参与永王李磷幕府被判长流夜郎途中，被羁押的李白恐怕也无从得知杜甫的消息。 　　其二，谓讽章仇兼琼作。 　　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洪驹父诗话》云：“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考其年月近之矣。”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六、清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十《寄题杜二锦江野亭》（此系严武诗）注及北宋诗人黄庭坚等均持此说。章仇兼琼开元末为益州长史、剑南防御使，李白作《蜀道难》是担心他会拥兵自重、搞地方割据，忧心忡忡，作诗讽之，诗中有“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一些学者认为，开元末年天宝初年天下太平，地方军阀还不敢对抗中央，章仇兼琼也还未显示出割据四川之意。天宝五年五月之后章仇兼琼调离蜀中到中央任户部尚书。李白的这首《蜀道难》也不可能专为讽章仇兼琼而作。 　　其三，谓乃“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 　　元代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三中说；“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萧士赞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此后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清人陈沆《诗比兴笺》，清代御选的《唐宋诗醇》等均持此说。他们认为诗中的“问君西游何时还”之句中的“君”乃指唐玄宗李隆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谓蜀地不可久留，劝唐玄宗早日离蜀还京。唐明皇逃离长安奔向成都是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潼关失守之后。前面已谈到殷瑶所辑的《河岳英灵集》中已收此诗，这首诗也不会是为“天子幸蜀时作”。 　　其四，认为《蜀道难》是李白以乐府旧题写新词，言蜀中山川之险，别无寓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欲为《蜀道难》，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陈间拟者不乏，讵逼近有为而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必求一时一人之事以实之，不几失之凿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亦持此说：“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我们可以看到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相和歌瑟调曲中有《蜀道难》题，在李白之前，已有梁简文帝、陈朝的阴铿、唐代的张文琮等人的题为《蜀道难》的诗作，不过都没李白的这首诗写得好。李白一生喜游名山大川，他胸襟开拓，气概豪迈，特别喜爱描写雄伟壮丽的江山。所以他用《蜀道难》古题写蜀中山水之险峻也是很自然的事。胡震亨、顾炎武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其五，谓此诗“寄寓着功业难成之意”。 　　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