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精神看《一只戴红袖标狗》创作.docVIP

从人文精神看《一只戴红袖标狗》创作 　　李亮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为读者将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狗身上的特殊故事，卫彪在成为姚梓富的“宠物”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围绕着狗和狗身上的红袖标上演了一出出既不符合逻辑又契合时代特征的闹剧，中间穿插着刘玉田如何精心伺候狗以及卫彪与女领导宠物的偷欢。这看似是一篇写狗的小说，实则是在写人。他所描写和呈现的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文精神。 　　一、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小说主题的审美诉求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1]人文精神的存继与缺失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风向标，体现或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诉求。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同时人们的价值观被拜金主义所左右。面对这种状况，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如果追溯中国文学人文精神的源头可以上溯至中国的传统文学。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2]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给予的审美表达，我国的文学创作才一直延续着既定的思路前行。从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到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国历代的作家始终将对民众的关怀视为最重要的创作原则加以遵守。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创作模式逐步被引入到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融入了启蒙思想的内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审美价值取向差异巨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功用性，淡化文学审美价值，以理性取代感性。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价值诉求时更多地宣扬共性思维，人的主体个性被压抑、被控制；第二阶段，“文革”结束至今，政治话语因素使人们鉴赏文学作品的热情逐渐消退。 　　戴起红袖标的狗，很快被人们认识了，就像认识了戴红袖标的人，谁都深知招惹不得。从此，卫彪不论走到哪里，人们总是退避三舍，关门闭户，直待它走过去，照不见影子了，这才交头接耳地议论一回，摇一回头，跺一回脚，拍一回屁股，吐一回唾沫，又很深地叹一回气，然后走开…… 　　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公社的人很快就记住了卫彪。人们对于卫彪的到来“退避三舍”“关门闭户”，这并非是由于卫彪是一只恶犬，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身上有“红袖标”，所谓的“红袖标”正是红色政权的象征。 　　小说中这一情景不仅是对中国历史上那个特殊时代的精准刻画，也从另一个侧面向当代读者讲述了人的主体个性曾遭受的压迫与控制。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失去的仅仅是表达个人见解的自由；对于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失去的则不仅是表达自我内心情感的权利，更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展现人性真实面目的话语权。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全部，这是文学创作对于人的关怀的缺失，是无法弥补的缺憾。这一局面的改观始自伤痕文学的萌芽，正是《班主任》为中国读者带来对自我十年生涯的反思。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迅速衰落，文学作品中充斥着金钱、世俗、色情。面对此情此景，文人们或随波逐流，或洁身自好，或徘徊两者之间。所有的一切构成了当下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与小说主题审美诉求之间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 历史事件的重构与人文精神的彰显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作家李亮以自己的执著与坚守行走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之上，我们可以在小说《一只戴红袖标的狗》中感受到作者在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从容与坚定。他所思考的不仅是那些曾经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既往事件，更是在反思这些事件带给生活在当下社会的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还是一切关于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人生的问题。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一切早已经随着逝去的岁月和流逝的人群成为消散在历史时空中的过去。但那些一幕又一幕依然在现代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展现出属于这些故事的旺盛生命力。“无疑，这种引导所产生的效果是真诚的、崇高的、健康的，这使他有了一种借文字、借文学表达思想的巨大快乐。”[3] 　　事情发生在九月十六号，人们称它为九一六事件。县革委为此开会三天，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分片研究，集体决定，加上求情赔罪调停与处分，才算勉强平复此案。姚梓富因有大树遮荫，只给予党政开除，没有判刑；刘玉田因将革命的红袖标戴到狗身上，是污辱了所有的造反派，性质更重，县里写成报告向上呈报，交由上级来处理。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