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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体”作品在汉代流变 　　作者简介： 张红梅（1988.12-），女，汉族，山西朔州市人，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摘 要：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开创了“楚辞体”这一新的文学体裁，而它对后代的文学作品又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即从楚辞作品在汉代的发展变化来论述楚辞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 楚辞体；汉代；流变 　　关于“楚辞”和汉赋的传承关系，前人论述的有很多，本文着重阐述“楚辞体”作品在汉代的演变情况。“楚辞体”作品的发展过程受到社会的变动和其它文体的影响，所以“楚辞体”作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两汉的流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西汉初期：继承过渡期 　　现存西汉初的“楚辞体”作品虽然不多，但皆为有感而发的抒情之作，具有“悲怨激愤”的特点，可以说是战国“楚辞”的延续。 　　贾谊是汉初用“楚辞体”写作的主要作家，他的性格和遭遇与屈原很像。他们都具有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才遭到权贵的诋毁和重伤，所以屈原忠而被放，贾谊也怀才不遇。屈原虽然遭遇流放，但仍然心怀国家，最终投江自尽，以身殉国；贾谊因感激文帝的恩情，忠心报国，梁怀王坠马身亡，他却自责不已，终于抑郁而死。他们都是饱腹才华的人，苦于无处施展，最终走上死亡的道路。性格和遭遇的相似使贾谊对屈原怀有异乎常人的崇敬和同情，而且他的作品也表现出与屈原相似的风格特点。他的名作《悼屈原赋》在悲悼屈原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 　　然而，屈原，贾谊二人对待命运的态度却是不同的，屈原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与环境抗争的勇气至死不渝；贾谊却似乎从自己坎坷多难的生活中领悟到了道家关于人生祸福无常的要妙，他的《?鸟赋》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与屈原的“悲壮”也不同，常透露出一股“悲凉”的心态。 　　二.汉武帝至西汉末：发展演变期 　　这一时期“楚辞”的作品，数量众多，按其创作目的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抒写一己情志的，有汉武帝《秋风辞》、《悼李夫人》，班捷姝《自悼赋》，刘歆《遂初赋》等；二是代人言情的，有司马相如《长门赋》，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等；三是用于“讽谏”的，有司马相如《大人赋》、《哀二世赋》等。这些作品是在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的环境下产生的，因此，与屈原的辞作相比，这些作品在题材、形式诸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从而表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题材的多样化 　　这时期的“楚辞”作品，其主要内容仍是表达作者自己命运的不幸。如董仲舒《士不遇赋》表达自己生活的窘境和不得重用的悲哀；李陵《别歌》更以战败降敌，有国难归，发为凄凉绝望的悲叹，这些作品多出自不得志之人，作者与屈原有着相似的遭遇，故明显继承了“楚辞”愤世嫉俗、不平则鸣的优良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作者们身处逆境而不妥协的可贵品质。 　　以“宫怨”为题材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和班捷姝的《自悼赋》，一代人言情，一自抒愁怀，从不同角度描写宫妇遭贬后的孤寂哀怨，真实地反映了这些朝廷命妇朝不保夕，无法自主的悲惨命运。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宫怨”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对后代诗、词、戏曲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时题材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对“专事抒情”的“楚辞”传统的突破上。司马相如以文学侍从的地位，常用赋体形式对君主进行旁敲侧击的讽谏，由于他是各体皆精的大家，且“辞”与“赋”的区别在汉人的观念中本来就很模糊，于是他常用“楚辞体”来讽谏，这类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抒情成分。 　　（二）形式的散文化 　　汉武帝至西汉末是汉赋的鼎盛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楚辞体”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赋家，因而汉赋体制不可能不在形式上给“楚辞体”作品以较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数不同，二是表现手法不同。汉代辞赋在楚辞的基础上有所演变，在字数上有所增加，在表现手法上较少使用楚辞的“香草美人”意象，而多为对现实好恶的直接披露。 　　（三）“骚”与“赋”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骚赋 　　纵观文学体裁的种类，我们很明显地能够看到各种文学体裁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作为一种新的文体，汉赋也毫不例外的汲取“楚辞”许多形式方面的特点，而当它在汉赋发展成熟之后，又反过来影响楚辞体，并逐步与“骚”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文体―骚赋。这种文体典型的代表有，扬雄《河东赋》，马融《长笛赋》等。 　　汉初贾谊及汉武帝等人的作品还纯为骚体，最早体现“骚”与“赋”融合的是《士不遇赋》，不仅句中字数增多，散文色彩较浓，而且在开头直接引入了一段四言的散体，虽然在全篇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开了“骚”与“赋”结合的先河，后又有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散体成分进一步增大，到王褒的《洞箫赋》和扬雄的《甘泉赋》，这种结合就相当紧密了。如《洞箫赋》，基本上是骚体结构，但又夹用散体，全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