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笔下中国职业农民.docVIP

作家笔下中国职业农民 　　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民主革命纲领到当代的土地制度改革，百年来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新年伊始，新华社首提“职业农民”一说，非常引人注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巡视员关锐捷表示，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解决职业农民的问题。这种职业农民，相对过去，不是是个农民就可以干活的，他也有资格的审查――职业农民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高中、大专以上的文化水平；第二是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要到农场去实习过、实践过，不能一点经验都没有；第三要懂科学技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多年，随着不同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中国职业农民的命运几多浮沉，这从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辛亥革命前后 　　在鲁迅的小说中，莫过于《阿Q正传》最有名。但一提起《阿Q正传》，就不能不提文中的主人公阿Q。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告诉我们，阿Q是未庄社会里无田无地，孤苦伶仃，生活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一个小人物。阿Q没有家，他是一个一无所有，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下层农民，换句话说，也就是农村的无产者。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一般没有土地，大多是长工、短工、佃户，受地主等剥削阶级的剥削。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其中关于民生主义提出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并且将土地问题摆在首位。孙中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我们要怎样才能保障农民的权利，要怎样令农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将来民生主义真要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要完全解决，就要“耕者有其田”，那才是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那么，如何实施平均地权？他提出的办法为：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一个折中的价值，使政府和地主两不吃亏。地价定了以后，要有一种法律的规定，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却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孙中山的民生纲领以及他解决民生问题的两个办法都没有落实。从而，土地制度没有改变。 　　中华民国时期 　　1946年冬，天出奇地冷，“大烟泡”呼呼地刮着，室外气温已达到-40℃以上。黑龙江珠河县（今尚志市）元宝镇区委不太宽绰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元宝镇的男女老少，他们都是来参加农会成立大会的――这是着力展现黑龙江地区解放战争时期轰轰烈烈土改运动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一个场景，本书的作家周立波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几乎在元宝镇都能找到原型。元宝镇有十余户地主，占有大部分好地，他们依靠日伪反动势力，对农民的剥削是残酷的。这个时期除革命根据地外，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很少的土地，大多数农民仍是做长工、打短工、租田地种，受地主的剥削。 　　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施了认真的土地改革政策。192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时期，并规定了没收大地主、中地主及一切族祠庙宇等的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以及对小地主实行减租等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给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分配土地的办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条路线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召开，规定了把“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即把“减租减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动员农民团结开明绅士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发动农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土地改革开始向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委于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分土地；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都得同等土地，并归个人所有。1948年底，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由此奠定了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 　　1953年李准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一问题。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