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段文字.docVIP

读书札记《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段文字 　　笔者按：这篇札记主要涉及两本书。一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二是阿克顿勋爵同一著作的两个不同中译本：《自由史论》（【英】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和《自由的历史》（【英】阿克顿著，王天威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行文中对两个译本均有引用，求晓畅而已，故没有一一注明。 　　有一言九鼎的政治人物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于是，这本世界名著在问世150多年以后突然在中国“火”了一把，一时间成了“人人争读”（凤凰网上用语）的热门书。“书有书的命运”，倒也不足为怪。 　　坊间对这本书的评介热闹了一阵，至今也还没完全消停。不少文章关心的是这本探讨法国大革命之前因后果的书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用语），似乎有揣摩推荐者深意的意思。这当然也是一种读法，“读史使人明智”，揣摩者终归也是想以史为鉴。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此类文章都聚焦于书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这段文字说的是改革有引发革命的风险，与改革正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中国的关联性”自不难找到。有评论就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参看2013年1 月8日人民日报）。不过我以为，历史毕竟不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因素总是会有很多，太简捷的类比怕是很难得出什么有教益的结论。譬如，如果就此得出中国的改革应该缓行甚或止步的结论，显然就很可笑甚而有些可疑。但如果得出的结论是说，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还需要审慎云云，却又不过都是些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所以，倒不如少去揣摩，而多去领会作者说出了什么“最普遍的东西”（托克维尔语，见于本书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极富洞察力的书。上述这段文字也堪称名言，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与习常之见不一样，作者托克维尔在这里断言，最激烈的反抗（革命）往往是在统治者着手改革，因而压迫减轻、情况变好的时期发生。这一断言得自一种历史观察，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细想一下，我们习常的看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其实却不是得自观察，而是从某种历史哲学做出的推论。孟德斯鸠就曾反驳过这种推论：“从上面所说，就好像人类的天性将会不断起来反对专制政体似的。但是虽然人类喜爱自由，憎恶残暴，大多数的人们却还是屈从于专制政体之下，这是容易了解的。”还有必要强调一点：托克维尔这里所论述的改革（以路易十六为例），大体上是以改善民生为本的。相对而言，一个以增强国力为本的改革（例如商鞅变法），目标就不会在于“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改革中或改革后的政权也往往不会“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所以不在托克维尔的论列。这里的“更好”，当然是以臣民的感觉为准。 　　托克维尔的洞见在于：随着改革的进行，臣民们对专制弊政的容忍度会日益降低。为什么会降低？一方面是改革滞后的弊政会显得更加扎眼，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臣民们的“感觉却变得更加敏锐”。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也许会认为臣民们太不知好歹，甚至认为人性就是贱，只配接受最残暴的统治。但实际上臣民们的容忍度降低完全可视为改革的一大成果，只不过统治者往往不作如是想。托克维尔说得很清楚：原先“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可以说，是改革让人们意识到苦难并非不可避免，事情完全有可能得到改变，变成（改革者承诺的）另一种样子。因此，容忍度降低表明，臣民们对统治者从而也对自己的生活开始抱有希望，心智因而才变得活跃起来。有什么改革成就会比臣民在精神上的解放更为根本？所以我总觉得，这应该是改革者也希望看到的，至少对于以改善民生为本的改革者来说是这样。所谓民生，从来就不是只包含物质生活一个方面，“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也不会仅从物质生活方面着手，除非认定臣民如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