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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些思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人口的改变，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功能走向衰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业人口下降，子女离开故乡到城市就业和安家成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据《中国老年报》报道：由于近些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等原因，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出现了农村高于城市的现象。人口流动主要是从农村迁往城市，导致城市新增年轻人很多，而农村“留守”老人却逐渐增加。从绝对数看，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O.88亿人，城镇则只有O.46亿人，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75%。人口流动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在动摇传统观念的同时，还在家庭成员中制造了代际距离。在制度层面上，遗产税和继承法使老人通过控制财产来促使年轻一代赡养的手段也失去了先前的威力。出生率在下降，人口向老龄化发展进一步弱化了家庭抵御社会风险的作用。 　　但遗憾的是，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同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举步维艰”，城乡社会保障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对此，郑功成的看法是：“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强调公平性，制度一定是统一的，不可能按照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可以先城市后乡村，但是不存在城市是一套，农村又是另外一套。但中国现在的城乡差距很大，要达到制度一元化的目标，还需要过程。我们过去谈的农村社会保障，实际上应该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考虑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就要考虑到他们的分化问题，但不管他是稳定状态的农村居民还是流动状态的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都有需求，不过这种需求是有差异的。” 　　就观念而言，“一些领导与研究人员认为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时太早，风险太大，不具备可行性。”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l、1913、1919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同这些国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比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的条件。 　　所以，社会保障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等到经济高度发达时才能建立。诚如萨缪尔?约翰逊早在1770年所言：“给穷人体面的供给乃是对文明的真正考验。”社会保障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的是最低的生活保障。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公民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收入来源，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形并不是经济高度发达后才会出现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步和共生的社会现象。国家和社会所要做的不是等待经济的发展来消除这种现象，而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未能解决或者解决不好反倒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等到经济高速发展了，社会保障的立法条件也完全成熟了才来创建它。 　　首先需要明确，社会保障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它是社会成员生存、生活和保持人格尊严必不可少的。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困境，例如生病、失业、事故、老年、死亡、生育多胞胎、生育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住户困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迫切需要他的家庭、邻居、救济机构、保险机构或者国家的帮助。而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一个有效的保障。只有在充分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同时有精神自由――人们的人格才能得到公平的发展。 　　农村的保障应当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制度性原因还在于，建立起有效的保障机制涉及社会关系领域多（政治、经济、金融、家庭）、范围广（政府、各类企业、全体公民），必须有强制性的调控手段，依靠法律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竞争激烈，市场机制的失灵和个人对市场风险的控制能力有限，也决法了全体公民的保障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养老为例，家庭养老资源减少，子女、孙子女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时老龄化日趋严重，难以承担照顾老人的重任。养老保险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老年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长期储蓄和延期支付的特征，其周期性长和风险性大的特点要求真实的信息交流管理和强制性的信用责任，而正是法律手段的长处所在。就社会成员个人而言，年轻时的短视使之不愿为老年时作出应有的储蓄，当其年老时就只能依靠他人和社会。但如果社会不强制其成员参加养老保险，则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谁都无所依靠。加之农村贫困的存在，必然有一部分人缺乏进行养老储蓄的可能。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的风险和保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成败的不确定性，作为个人的社会成员对于自己储蓄回报的不可控制，对于投入商业保险的预期的不能确定，都要求国家依法建立社会养老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