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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文化研究“复兴”争议 　　[摘要]政治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转机，西方一些政治文化研究学者陆续提出了“政治文化复兴”的说法。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研究在定义、问卷设计、变量分析、理论适用性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政治文化复兴”注定要失败。但这些批评并未影响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大量政治文化研究著作表明，政治文化研究重新回到了政治分析的中心舞台。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对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再生、重释和再创造。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复兴；R.英格尔哈特；M.布林特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78-09 　　政治文化理论出现在政治学领域是在20世纪50年代。事实上，早在1948年，内森?雷特斯（Nathan Leites）就在他的《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假设》一文中使用了非常接近“政治文化”的概念，但是明确地把政治文化概念带人政治学领域中的是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他在1956年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而他和维巴（Sidney Verba）两人合著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1963）一书则被认为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之后约十年的时间里，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许多经典作品。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政治文化研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逐渐被边缘化。直到80年代末期，政治文化研究才又重新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著作。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政治文化研究者就陆续宣称“政治文化复兴”了。随即，这种“政治文化复兴”的说法引来了众多质疑和否定的声音，面对这种质疑和否定，政治文化学者积极予以回应，从而构成新一轮对政治文化问题的争论。本文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对“政治文化复兴”观点进行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政治文化复兴过程的回溯；第二部分阐述一些学者对“政治文化复兴”所进行的全方位的质疑和批评：包括政治文化概念本身的问题，政治文化研究在问卷设计、变量分析和理论适用性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的谬误等；第三部分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出现的大量的政治文化研究新成果表现出来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进行分析，以表明政治文化研究虽然受到严重的批评，但它在对批评的回应中不断发展，在经历了长约20年的沉寂后重新回到了政治分析的中心舞台。 　　一、“政治文化复兴”说 　　1988年，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军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以《政治文化的复兴》为题，阐述了他在文化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研究上的新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尔哈特虽然以“复兴”（renaissance）为题，但他在文章中并未再使用“复兴”一词。在文中，他谈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分析领域研究方法的走向。他指出，阿尔蒙德和维巴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表明政治文化研究的巨大进步。但是从60年代晚期起，政治文化研究由于受到大量的攻击，开始走向沉寂，理性选择理论占据了社会分析的主导位置。在约20年之久的时间里，西方政治学界对文化因素的轻视态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英格尔哈特认为，现在到了重新调整这两种社会分析方法平衡的时候了。他指出，理性选择模型事实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它在分析既定系统内短期的波动时是有效的，但在分析的时候，它把文化和制度因素是作为常量来对待的。而事实上，文化和制度因素并非常量。此外，理性选择模型并不能解释基本目标和系统性质的长期变化。 　　尽管英格尔哈特在文章中分析了理性选择模型的不足，强调了重新重视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但他并未对“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与“复兴”之前政治文化研究的不同做出宏观与微观的分析。他虽然谈到批评者对阿尔蒙德和维巴的《政治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的两个方面的批评，即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静止的概念，以及具有种族中心论的倾向，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国家文化，但他并未对政治文化所受到的其他方面的批判进行回应。从他的文章的结构布局来看，他并非是以回应上述两方面的批评作为主导思想来布局谋篇的，而是以他在文化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时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新发现来安排文章结构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所限，在一篇文章之内不可能对所有政治文化遭受的批评进行回应，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了他的研究所能回应的两方面的批评上。另一方面，英格尔哈特的这篇文章写于1988年，彼时学界对政治文化研究的重新重视才刚刚开始，因此，他只能停留在预测和期望的层面，还没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