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文化坐标中“彭城画坛”.docVIP

地缘文化坐标中“彭城画坛” 　　彭城，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徽记；它既是徐州人的栖息地，更是徐州人的精神家园。 　　正如历史上徐州的版图不断变动着，徐州地域文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它更像一个宽泛的“文化场”，塑造着徐州美术家的个性，影响着徐州美术的面貌。从古至今，徐州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美术家。在现当代时期，徐州地区更是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美术家，其创作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已得到举世公认。然而，学界迄今对徐州的美术现象、对徐州美术家群体，都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和研究。 　　笔者用“彭城画坛”这个概念来称呼徐州美术界。在本文，它包括绘画，也包括书法；它包括创作实践，也包括相关的学术研究。为了阐述现象，分析因果关系，笔者把“彭城画坛”放在地缘文化坐标中进行审视。一己之见，未必中肯，愿求方家指正。 　　地缘环境与“彭城画坛” 　　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地域文化更是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认为，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结构对一个地区造型艺术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理论属于“环境决定论”范畴，它的基本观念源自古希腊，之后，经过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德国地理学家的发展，其理论结构逐渐完善，对学界产生了长远影响。丹纳的理论尽管带有一些局限性，但其合理性也不容忽视。以之考察徐州书画现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徐州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主要以稼穑为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地理环境和农耕生活方式，决定了徐州人性情平和，淳朴坚韧。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朱陈村》一诗，诗的上半段写道：“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诗句客观反映了唐代徐州的乡村景象，也表达了诗人对与世无争生活方式的憧憬。宋代文学家苏轼知徐州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五首《浣溪沙》，也极为生动地描绘出徐州郊外的田园风情，令人神往。 　　可是徐州并非世外桃源。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宁静的田园生活屡屡被四起的烽烟所侵扰，历史上黄河的数次改道也对徐州地区的民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因而，“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样的豪放派艺术情怀与古彭城的文化性格更吻合。近现代以来，战乱的频仍，政权的更迭，民生的艰辛，也很难让徐州产生“精致”“优雅”或“恬淡”的艺术。 　　但徐州艺术的豪放与激情隐藏在雍容宽厚的心胸之中。徐州与孔孟故里为邻，儒家文以载道、中庸和谐的思想对徐州地区的影响也很大。徐州的书画家们固然反感抱残守缺的做法，但对传统始终持尊重心理；他们勇于创造，但不愿意“剑走偏锋”，更不习惯于惊世骇俗和标新立异。因而，历史上徐州既鲜见“国粹派”的艺术家，也未出现像八大、徐渭、石鲁那样“反叛式”的艺术怪才。 　　观察的视野还可放得更宽广一些。徐州地处祖国东部，因此它的文化气质与西北、华北大不相同。向南，它遥接温润秀丽的江南；向西，连接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腹地乃至更远的西北；向北，它呼应大气厚重的北京。徐州有广袤的平原，也不乏绵延的群山，但那只能算是平缓的丘陵。徐州城三面环山，但山丘挡不住人们向外眺望的视野。作为古今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是人们南来北往、东行西走的大驿站。徐州离北京或上海、杭州的距离不远也不近，以甘柔为代表的吴文化、以温厚尚礼为代表的鲁文化在此交汇，来自南北的绘画思想以及外来的文艺思潮都能波及此地，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便于艺术家们博采众长，这里的文化因此显得多彩与大气。 　　徐州的文化特质，无疑得益于地缘优势条件。考量几位徐州籍绘画大家的画风，我们不难发现其从未滑向阴柔和阳刚的两极，而是兼有“北雄南秀”之妙。比如李可染的山水画，在内敛而沉郁的墨色中透出空灵之意趣；王肇民的水彩画，既质朴凝重又华美雅丽；喻继高的工笔花鸟画，形象繁盛充盈，有柔美的一面，更以骨力见长……这种刚柔相济、以柔蕴刚，既不柔弱萎靡也不咄咄逼人的风格特征，与徐州的地理环境相一致。不夸张地说，徐州文艺的特质堪称“取北方之雄而弃其粗鄙，得南国之秀而弃其萎靡”。 　　徐州书画艺术的发展，也受制于地缘劣势因素。 　　徐州固然被视做淮海地区的中心，但换个角度看，它却是苏鲁豫皖四省的边缘交汇地带。近现代以来，在南北各大城市中各类文化思潮此起彼伏，但波及徐州后往往势头放缓，波澜不惊。此外，在相当长时间里，徐州缺乏像扬州、南京、苏州那样的吸引力，许多青年人在前往京沪杭等地习艺之后，往往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或留在大城市发展，或远离故土漂洋过海到欧洲发展。 　　地缘的不利因素使“彭城画坛”在“南望”与“北顾”中游移不定，因此，“彭城画坛”的一般风格始终表现为一种大致的精神倾向而非固定的题材或近似的技法套路，它客观存在，也能让人蒙蒙??地感觉到，但对此又难以进行具体的描述，可以说是“草色遥看近却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