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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漂流行迹与“新颢气”追寻 　　摘要：鲁迅的生命历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整体轨迹，富含着复杂的心灵密码。舍弃中小城镇而选择大城市，摒弃传统城镇而选择现代都市，可谓鲁迅城市之行中的内在逻辑，其心态也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鲁迅的城乡之途实质上是一条生命跋涉和文化选择之路。鲁迅恰以走向城市为契机，以“新颢气”的现代文化精神为指针，永恒不懈地选择、探索，从而克服“脑力顿锢”的委顿心态，摒弃“村人”、“木偶人”、“人如机器”的角色，寻求“活”的生命状态，蜕变为现代社会充满“活”力的“捣乱”者，实现思想的自觉。 　　关键词：鲁迅；生命轨迹；城乡选择；精神裂变 　　中图分类号：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82―06 　　鲁迅终其一生，曾先后辗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这已广为人知。仅从表面上看，鲁迅经历的城乡数量有限，从时间角度而言，也显得较为分散，犹如一张由年份、地点组成的人生简谱。然而，如果仔细追溯鲁迅的行迹，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则会发现，鲁迅的城乡之行并非是平面的，而是错综复杂却又有迹可循的人生地图，其中既充满了腾挪跌宕，又暗含着内在规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轨迹，伴随着主体心态的错落变化。这为我们解读鲁迅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别一视角。 　　若以城乡空间的角度观照，鲁迅1898―1936年的人生历程是多线交织的过程，可分解成若干支线，如绍兴→南京→东京（1898年至1902年）、东京→仙台（1902年至1904年）、仙台→东京（1904年至1909年）、东京一杭州一绍兴（1909年至1912年）、绍兴→南京→北京（1912年至1926年）、北京→厦门→广州（1926年至1927年）、广州→上海（1927年至1936年）。这些不同时间的各种路向，即是钱理群先生所言的鲁迅人生中“意义重大的‘空间的转移’”，构成了鲁迅人生之行的复杂面向。 　　按照空间的差异，鲁迅所经历的地点可划分为多种类型。在城市文化理论中，城乡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地域分布、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具体涵盖了市镇、中小型城市、都市、都市群、都市圈等类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聚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从小自然村（hamlet）、村庄（village）、镇（town）到城市（city）、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集群城市或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megalopo-lis）”。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绍兴和仙台属于规模较小、发展落后、位置偏僻的市镇，构成鲁迅所处的社会低谷，同被称为“乡”、“乡间”。绍兴僻处东南，仍沉睡在传统的文化襁褓中，同样，日本本州岛的仙台当时也只是偏远小城。厦门、广州均为僻静封闭的边缘城市，作为闽文化中心地的厦门，体现了“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而坐落于南海之滨的广州，是与内陆城市相隔遥远的商埠，常被视为文化蛮荒地区。而东京、北京、上海则代表了古老或现代的都市，位置优越、人口集中、社会开放、发展水平首屈一指，多为政治、文化、工商业中心，是鲁迅一生中所到达的社会制高点。可见，鲁迅的生命世界是连结着传统与现代、小城与都市的网状空间。 　　鲁迅正是在乡镇、小城、都市等多种空间中穿行着，从路线上看，既有“城镇一中型城市一都市”的前行，又有“都市→小城→乡镇”的回退，前者包括绍兴→南京→东京、仙台→东京、绍兴→南京→北京、广州→上海等行程，后者指东京→仙台、东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等。因此，如果暂不计时间较短的省亲，鲁迅城市漂流之路主要由两条主线构成：一是由乡土、边缘小城向大城市、都市转移，一是由大城市退向小城、城镇。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起起落落的动态过程。 　　鲁迅向大城市行进，共有四个时期，其中两次以绍兴为起点。第一次是始于1898年的“绍兴→南京→东京”，第二次是始于1912年的“绍兴→南京→北京”，前后两次时隔14年，均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行进的过程。此外，鲁迅还曾两次向大城市进发，即1906年“仙台→东京”和1927年“广州→上海”。 　　由此，可以窥见鲁迅行走的重要路向。绍兴、仙台、广州、厦门，一般是鲁迅的出发点，也是他急于告别的地方，停留时间均十分短暂。除了鲁迅少年时期在绍兴生活了18年外，1909年在绍兴暂居不足2年（1909年9月―1912年2月），而在其他小城的时间亦如此，厦门4个月（1926年9月―1927年1月）、广州9个月（1927年1月1927年9月）、仙台2年（1904年4月―1906年3月）。仅1926―1927年，鲁迅先后穿越南方三个城市。总之，鲁迅在乡间、小城镇、古城总是匆匆作别，走马灯似地穿梭而过，传递出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