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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影响农民维权意识因素分析 　　摘要：维权意识是影响农民维权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的维权意识越高就越有可能选择维权。因此从农民自身素质，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国家体制三方面来分析影响农民维权意识的因素，有利于引导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农民；维权意识；因素 　　一、农民自身的局限 　　（一）文化背景的局限 　　我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是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致使农民自给自足，顺应自然的意识根深蒂固。他们知足常乐，安于现状，惧怕改革，求稳怕乱。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农民早已经习惯了沉默和忍气，习惯了付出和奉献。沉淀在农民心中的是顺从和愚忠。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民整体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还比较低，他们不懂得对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和理解，缺乏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即便参与了维权，在维权过程中也很难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出现静坐，哭闹等消极的维权方式。 　　（二）法律知识的局限 　　农民较低的文化水平以及多年来旧有的思想，使得农民对法律知识和法律制度的认识仍局限在与自身相关联的领域内。他们长年忙于生计，花较少的时间来关注法律知识，而且获得法律知识的渠道也较少，只能通过电视、广播或村庄的宣传来获得知识，他们无法理解和认识法律赋予其的责任和权利。他们认为自己有理，就会胜利，尤其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作用下，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点，通过聚众闹事，制造轰动来引起政府重视，这样以来使得矛盾更加激化，对农民维权起到了反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看，受法律知识的局限，农民只能凭借有限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凭借所了解的一些常识性的法律工具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1] 　　（三）经济资源的稀缺 　　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成正相关关系的。公民进行维权是建立在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条件下的，经济因素毫无疑问同样制约着农民的维权行为。因此，当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会马上主张维权，而是先算一笔经济账，考虑通过哪种途径维权合算，或者不主张维权更合算。农村经济水平的低下限制了农民对于法律所能带来的利益的感受。有的农民想选择法律制度化途径维护权利，但是较高的诉讼费让他们望而却步。人是理性的，人们总是试图以最小成本获得利益最。面对高额的费用，农民不得不放弃维权。农村经济资源的缺乏限制了农民享受法律所能带来的利益。 　　二、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政治认知的模糊性 　　塞谬尔?亨廷顿曾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指出：“穷人通常很少参与政治，因为参与政治似乎与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无关，也无助于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对于许多穷人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今天、明天或下周的工作、食品及医疗问题。”[3]也就是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农民宁愿集中精力去谋求一些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们认为自己的任何选择都不会影响政治活动的实际效果。而且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让农民习惯了从众心态，不习惯单独行使民主权利，随大流，哪怕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也要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另外，现阶段农民仍然存在“惧官”的思想，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不受损害，往往向干部行贿来获得生活安稳。 　　（二）臣民取向的复杂性 　　“请领导为我们做主”这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这实际上体现了“臣民”文化的心态。“臣民”的本质是“奴性”，简单地说，臣民就是人们潜意识里对政府的顺从，对国家的依附。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村一直延续着“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在这种心态下，农民的主体意识不明，不习惯或者不敢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做主，常把自身的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寄托于“清官”。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等一些制度的实施以及政府对农民权益保护的加强，更进一步激化了农民的“青天”情结，在他们看来与其毫无希望的去维权，不如坐等国家送权来的更轻松。另外，在农村越是基层组织，行政官员对农民的歧视就越严重，村干部们惯用国家赋予的行政手段，凸显“官本位”意识，在农民看来，政府就是最大的法，一旦自身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只能选择沉默。 　　三、国家体制的约束 　　（一）信访制度的断裂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产物。信访是政府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民权益受到侵害时进行维权的主要渠道。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信访矛盾不断凸显，信访制度在发挥“社会安全阀”作用的同时不断受到质疑，在实际操作中也日益走向困境。 　　在法律规范上，信访权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它尽管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