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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中西形式论发展 　　摘 要：“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是对文学笼统概括的分法，但无论古今中外，都对两者孰重孰轻产生过争论。文学的形式论很少占过上风，但在西方的20世纪以及中国的中古时期，文学的形式论犹如“咸鱼翻身”，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暗示了文本时代的到来。本文主要试从形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方面进行比较，尝试两者沟通对话，促进文学的形式论发展。 　　关键词：形式论；比较；对话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08-02 　　关于文学的形式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引起西方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无论谁对谁错，都抹杀不了文学的形式研究对文学影响，它补充了以前注重内容研究的缺陷，对文学研究的完整性有重大影响。不仅在西方有形式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形式的研究，虽然形式论的地位不高，但为中国以后的形式研究提供了参考，加上西方形式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文学形式论正逐步走向成熟。 　　一、形式论在西方 　　西方最早论述形式的可能要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并概括为“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四因，但这里的“形式”是作为哲学的概念，是认识论中关于事物构成的基本原则或法则。真正的把“形式”作为艺术的概念提出，并发展成一套理论的人，应该是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以及将形式论发扬光大的雅克布森。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主要强调，在文学作品中应该重视文学的技巧、形式、结构和语言等，而不是作品的内容、意义、社会背景等，对于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了“陌生化”和“文学性”等形式主义批评理论。 　　“陌生化”又称“反常化”，是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1916年对文学特征探讨时提出来的，他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也就是说，文学必须把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反常的面目描出，让这种事物以新奇、陌生的形式出现，引起读者注意，让人从模式化的审美方式中解放出来，即把日常语言扭曲、变形，造成“陌生化”。这一形式主义虽在当时遭到非议，但在当时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形式的注意和讨论，并且也有很多的文学理论家加入到形式主义的行列，对后来的形式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继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之后的又一形式主义理论是“文学性”，它由雅克布森提出，他把形式主义从莫斯科带到了布拉格，影响了布拉格学派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发扬并传承了形式主义。他1921年在著作中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对于“文学性”内涵，他认为语言是文学作品的材料，语言的特点和结构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结构基础，因此，“文学性”自然是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讨。 　　“形式主义”在西方的代表除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还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也强调把语言学的方法引进对文学的研究，使人们把注意力移向语言，新批评代表人物兰色姆创造发明了细读法和层面分析法，即要求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从语言入手，耐心揣摩文学作品的语言和结构。他还提了“文学本体论”“结构――肌质论”，都意在文学的本身的特性，注重文学的结构、语言等形式。出现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常使用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手法之一，作为形式主义的文艺思潮，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形式论在中国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中虽然没有谁真正提出“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但在关于文学创作的技巧、文学的修辞、文学结构等形式文论可见于各种诗论、文论、画论等艺术著作中，鲁迅就曾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研究的视角转向形式领而称其为“文学的自觉时期”。 　　首先是“文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们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文学进行分科、分类，这样的做法本身已经超越对文学追求纯粹内容的做法，不自觉地步入对文学形式研究的范畴。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学分为“四科八体”，他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特别强调诗赋要“丽”的说法，说明了他趋向文学形式美的思想。陆机的《文赋》又将文章列举为十类，刘勰的《文心雕龙》分为三十三类，钟嵘的《诗品》分为上、中、下三品，萧统的《文选》分为三十八类。虽然“科”、“类”、“品”的分法不一定科学，但是对文体的归类研究是对过去片面强调内容而忽视形式的突破，对文学研究的完整性有着重大影响。 　　其次是“声律论”论。《文心雕龙?总术》说“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