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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语言学基础探析 　　摘 要： 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文本理论，本质上是研究文本的形式和意义问题，是由后解构主义学者Kristeva（1966）所创立。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因概念范围本身的宽泛性和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引起很多的误读和分歧。研究发现，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既具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上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又具有巴赫金文本理论的人类社会性和交际性，有着坚实的语言学理论基础。 　　关键词： 互文性 文本 能指 所指 系统 　　“Intertextuality”来自于拉丁语词汇“intertexto”，意思是纺织中的混合。“互文”（intertext）、“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原本是语义学、修辞学中的术语，后来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的重要概念。一般来说，互文性被认为是指某一文本与它的前文本（pretext）之间的关系，是指文本的意义由其他的文本所构成，即文本作者将其他的文字借用和转译到创作之中，或者读者在阅读时参照其他的文本。该术语在1966年由后结构主义学者Julia Kristeva创造以来，多次被借用和转译。因该词所包含的范围太广，难以界定，尽管有不少语言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对互文性进行过各种不同的探讨，该概念至今没有学界所公认的定义①。评论家Wiliam Irwin说：“对这个词的歧见之多，几乎和使用它的人数相当。从忠实地遵照 Kristeva的原意，到只是将它当作是‘引喻’和‘影响’的时髦说法。”[1]（P228）然而，互文性概念正日益成为语篇学、修辞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学科的核心概念，可以预期，互文语篇研究也正成为语言学科以及相关学科新的论域[2]。 　　互文性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包括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石。现在已互文性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学界的纷争主要源自于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和理论的应用范围。一般来说，文艺和文化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语言学基础，鉴于互文性理论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本文拟对互文性的语言学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以期对该理论进行概念上的解析。 　　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 　　以索绪尔（Saussur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具体实体就是符号单位。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中，符号是由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响形象）两个范畴所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硬币的两面。“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3]（P101）。能指和所指起初是流变的，它们一旦结合就不可分离。索绪尔指出，概念并不存在初始意义，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决定而形成的。 　　意义是由语言符号按照横组合和纵聚合顺序产生的，它本身并无意义。语言符号存在于系统内部，只有在与其他语言符号相区别时才产生意义，因此语言符号是一个普遍的、抽象的系统，与其它系统既有区别又相关联。索绪尔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并以此确立了意义以及文本间的关系特性。为了找到一些语言学习的普遍原则，他认为只有抽象意义上的语言， 只有在历史上任何时刻能够构建语言的规范和规约，才能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缺点之一就是倾向于将单个文本看作是作离散的、封闭的实体，只关注文本的内部结构。即使在多个文本被作为“语料库”（一个统一的集合）来研究， 整体结构本身也易于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结构主义学者看来，为了便于交际，所有个体都只能完全接受预先存在的语言系统。“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3]（P103）。 　　总的来看，语言符号和语言的暗合影响了20世纪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索绪尔甚至构想出一门新学科《符号学》来研究存在于社会中的符号，并对符号和语言结构重新进行了界定。而结构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作为一种批评、哲学和文化运动，从符号系统的视角对人类文化进行了革命性的的重新描述。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曾被称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思想革命理解为互文性理论的起源之一。正如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本身，互文性也可以说是源自于20世纪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也正是索氏的语言观促成了互文性概念的形成。 　　当然，索绪尔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共时的系统，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客观、科学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非所指性直接指向了语言系统本身而不是现实世界。克里斯蒂娃反对该理论的封闭性，她认为符号系统应该是开放性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也非一成不变。而形式主义语言学则更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忽视了语言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情景之中，语言与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