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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符号相对任意性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语言的听觉与视觉的分析论述，证明不管是听觉符号还是视觉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内在的、逻辑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绝对任意的，而是相对的。 　　【关键词】 语言符号；任意性 　　一、引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natural）、内在的（intrinsic）、逻辑的（logic）联系。这就是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但不少语言研究者基于逆向思维提出语言符号也有非任意性的一面，即很多语言符号都是有理据（motivation）的，比如拟声词、比如象形文字。然而，支持语言任意性者一定会辩驳说，就算是拟声词，不同民族用以指示同一种声音的词语不是还是不一样？ 　　其实这里关键是看主张的人是如何界定语言符号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了。如果强调的是必然的、内在的、逻辑的，那确实没有。但如果说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那也没有说服力。也就是说，既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不存在绝对的任意性。甚至索绪尔本人也已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Relative Arbitrariness）。“没有一种语言是完全无理据的，而依据我们的界定，也没法想象世界上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它的每一方面都是有理据的。”（There is no language in which nothing is motivated， and our definition makes it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 languag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motivated.）[1]在本文中，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是指符号与所指的结合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任意性之上，同时每一种语言里也不乏能让其语言使用者比较方便地产生联想的理据。 　　一般而言，语言符号可分为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两种。比较原始的符号，其理据主要来自于视觉和听觉上的相似性。毕竟符号的创立是用来描摹、代表、指示现实存在的。自然，要描摹一个对象，起码就得抓住所用符号跟所指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这也是出于描摹的方便。方便则为记忆减轻负担、为识别降低成本，最终为增强符号的可接受度服务。一个符号得以创立，其间是需要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和力量的，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的相似性实际上就是决定“人心向背”的??础。你可以辩解说玫瑰花如果不叫rose照样芳香，但你不能绝对而武断地说创立rose这个符号的人最初完全是出于偶然和任意。只不过有些语言符号的理据早已沉淀到历史河床中不为人们所熟知了而已。当然也不能说每一个语言符号都一定有理据。很多时候是正反双方都没能拿出证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既然一方不能拿出理据，另一方也没法证明其间完全没有理据，那就不能断言其间的联系一定是任意的。 　　二、听觉符号 　　“英文本质是拼音性的，是一个听觉语言，记忆单词要强调对其声音的感知，多听、多念，反复书写帮助作用较小。”[2]英文不是象形文字，充其量就一个eye勉强能勾起人们对于其所指的联想。所以要想在英语文字中找到文字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直接、明显的联系是不现实的。虽然张高明（2009）极力想证明英语字母不仅表音而且表意，[3]但至少从现代英语文字来看，“表意”并非英语文字的主流特征，只能说其起源不排除有表意的因素在。但在听觉层面上英语可是相当地“成熟”。而且西方学者在语言研究中历来着眼于音义之间的联系。像柏拉图这样的西方先哲就认为声音与思想的联系才是最直接的，声音的符号是第一性的、基本的符号。[4]对声音的描摹是人类一种基本的创造词汇的方式。每一种语言里都存在不少的拟声词，Stephen Ullmann把拟声构词分为两种：基本拟声（primary onomatopoeia）和次要拟声（secondary onomatopoeia）。[5]英语里面的次要拟声词明显比汉语多[6]的事实也佐证了英语这种语言符号的构词理据偏重于“音义联系”。但这种联系我们依然不能说是必然的逻辑的联系。例如，英语的round（圆的），对应的侗语则是donc；英语的slip（滑倒）对应的侗语则是biadx等等，两者在各自的语言里都算是次要拟声词。虽然都基于相似性，但两个民族各自理解的相似性又不一定“相似”。这是由于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思维及生活习性都大相径庭，对同一事物之感受、看待同一事物的角度自然各不相同，因而各自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异。这也正是我们说英语和侗语比汉语有更多的次要拟声词时感觉难以让人心服口服之所在。毕竟，当我们说某个词的音跟其所指有某种意象上的相似性时，靠的主要是生活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诸多个体的主观感觉。 　　也就是说，“任意性”是指不同民族在面对相同所指时会选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