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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学生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出庭资格研究 　　摘要：诊所学生在刑事法律援助中的出庭资格是一个广受诊所法律教育界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界一直在进行不舍的探索和尝试。文章对这些探索和尝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之策，即借鉴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经验，由法院以“无执照特许参与者”的形式直接认可诊所学生的出庭资格。最后，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诊所法律教育；刑事法律援助；诊所学生；出庭资格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063-06 　　诊所学生是一个源于上世纪美国二、三十年代的法学教育名词。当时，美国高等法学院校开始借鉴医学院的临床教育模式而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使法学院学生能够在类似于医学诊所的“法律诊所”中学习法律执业技能，并以此为平台为处于困境中的当事人“诊断”法律问题并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 　　从中国目前来看，诊所学生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已经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全程的法律援助，即不但能参与庭前法律援助事务，而且能代理当事人出庭应诉，但在刑事诉讼领域，诊所学生则只能提供“半截子”的法律援助。之所以说它是“半截子”的，是因为诊所学生虽然承担了大量的庭前法律援助事务，但最终却不能出庭为当事人进行辩护，从而使得原本可以全程提供的援助工作不得不就此终止。 　　众所周知，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不在于诊所学生或诊所法律教育本身，而在于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没有给诊所学生为当事人出席辩护留下必要的制度空间。笔者认为，在中国刑事法律援助资源不足而诊所学生又能为社会提供所需刑事法律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把诊所学生阻挡在出庭辩护门槛之外既不利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刑事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笔者于2009年7月向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申报了“诊所学生在刑事法律援助中的出庭资格问题与立法建议”的科研立项。经过三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写作，最终形成了本文中的粗浅心得，呈长期关注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批评指正。 　　一、诊所学生在刑事法律援助中面临的出庭资格问题 　　从本世纪初借鉴和引入诊所法律教育模式至今，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已经历十多年的发展。虽然只有十多年的发展，但诊所学生的人数已经不少。截止2012年6月底，国内已有135个法学院校开设法律诊所课程所，在校诊所学生据保守估计也已超过15，000人。为数众多的诊所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补充力量。在他们提供的各类法律援助中，刑事法律援助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当前各高校法律诊所中接受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资助的刑事法律诊所为例，在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的两年时间内，就为近2，000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而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司的统计数据，全国在此期间获得批准的刑事法律援助的总量只有40，000多件。也就是说，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此类法律诊所向社会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数量大约相当于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向社会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数量的5%。如果再计入其他非刑事法律诊所向社会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其总量更加不可小觑。 　　尽管诊所学生已经参与并承担了大量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但从中国既有法律体系的规定来看，诊所学生事实上是被排除在出庭辩护的门槛之外的，因而不具有出庭辩护的资格： 　　一方面，中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及2012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在第32条规定，仅有四种主体可以出庭辩护，具体包括：律师；人民团体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据此，高等法学院校的诊所学生显然不能出庭为当事人进行辩护。 　　另一方面，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以及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也把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援助主体限定为执业律师，这与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一致的。 　　随着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不断发展以及诊所学生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参与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讨论是否应当赋予诊所学生出庭辩护的资格，并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以甄贞、王晨光为代表的诊所法律教育工作者大多主张修改上述法律法规从而赋予诊所学生出庭辩护的资格。在他们看来，自中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并建立第一批法律诊所以来，已有135所法学院校建立了法律诊所，诊所学生提供的刑事法律援助对中国发展中的刑事法律援助事业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故而继续把诊所学生阻挡在法庭门槛之外既不利于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刑事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甚至已经成为诊所法律教育界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