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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流通企业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影响 　　摘要： 以安徽和江西440家油菜和水稻种子县级代理商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其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县级种子代理商专有性资源对其渠道权力有正的影响，尤其对非强制性权力作用显著；社会资本对其强制性权力有显著或接近于显著的正影响，对非强制性权力有显著的负影响；就县级代理商社会资本对其渠道权力的影响而言，对零售商权力的影响要强于对生产商权力的影响；县级种子代理商凭借雄厚的社会资本，在生意往来中倾向于使用对渠道合作具有负面影响的强制性权力；农业管理部门应转变和规范自身职能、优化民营中小种子企业以及微型企业的生存环境、重点帮扶一部分积极主动且有发展潜力的种子零售商、引导种子流通企业差异化定位等。 　　关键词：种子流通企业；资源要素；渠道权力；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75-06 　　在渠道控制中，跨组织控制是十分重要且难以实施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也是营销渠道行为理论关注的焦点[1-5]。一般而言， 权威机制是营销渠道的主要控制方式之一，渠道成员通过权力和权力的使用来相互控制[6]。因此，渠道权力及其影响因素便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关注的重点。庄贵军等研究指出渠道权力在深层次上都派生于有价值的资源，并且越是对方急需且又难以替代的资源，越是能够形成对对方较大的权力[7]。该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工商领域。目前，国内对农业领域供应链资源与权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十分少见，然而调查表明，农业企业，尤其是种子流通企业，其资源拥有和权力使用状况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此，本文运用湖北、安徽和江西440家油菜和水稻种子县级代理商的数据，实证分析资源要素对渠道权力的影响，力图弄清影响县级种子代理商渠道权力的资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认为资源是企业所能控制的所有资产、能力等要素，即投入要素[8][9]206-276；国内有学者指出凡是能潜在或实际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所有事项都应视为资源，不仅包括各种有形实体，还包括专业知识、技能等无形因素[10，11]。本研究倾向于从广义上理解资源的含义，即资源为一切可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和财富的要素总和。为了便于测量，Hitt 等提出将企业资源划分为六类[12]72，73，本文借鉴其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查获得的信息将县级代理商拥有的资源划分为：技术资源、创新资源、财务资源、商誉资源、人力和组织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由于中国种子产业发展的特殊历史和现状，在种业渠道主体的权力使用中，与政府部门及同行业其他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Nahapiet等认为企业从个人或社群中拥有的这种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资本，它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源[13]，国内学者周斌等也持同样的看法[14]，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类独特而重要的资源单独加以研究。实地调查发现，对于县级种子代理商来说，Hitt 等所论及的前五种资源与其自身特性密切相关，或者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内部性发展而来，本研究将其定义为专有性资源。因此，本文将县级种子代理商的资源要素划分为专有性资源和社会资本两种。 　　El-Ansary A. L.等人认为渠道权力是一个渠道成员控制不同层面上的另一个渠道成员的营销决策变量的能力[15]。该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和接受[16][17]44。国内学者则认为渠道权力是一种力量，会促使其他成员做一些他们原本不会做的事情[18]；有学者将这种权力分为现实的影响力和潜在的影响力[19]。本文将县级种子代理商的渠道权力定义为其对种子营销渠道中其他利益主体（主要是生产商和乡镇零售商）决策的影响能力。有学者认为渠道权力源于依赖[15，16]，并指出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权力研究能够弥补传统经济学导向的渠道权力研究的不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权力来源于社会心理学家 French等[20]156-167提出的6种权力基础：奖励权力（reward power）、强制权力（coercive power）、法定权力（legitimate power）、认同权力（referent power）、专家权力（expert power）和信息权力（information power）[21，22]，这一论述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由于渠道成员间的依赖亦来源于有价值的资源[23]，国内有学者进一步将上述关于渠道权力来源的两种观点在更深的层次上合二为一，即渠道权力都派生于有价值的资源（valued resources），并将其分为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7]。通过专家访谈和实地调查，课题组发现，在经营实践中，种子营销渠道各利益主体如县级种子代理商在谈判中所行使的权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接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