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在路上 那些我睡过床.docVIP

文林在路上 那些我睡过床 　　那些停留在酒店的时间，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年从工作中逃离出来与自我相处的唯一整段的时间。我想这就是我在路上的方式。――文林 　　真正让我安心的是酒店 　　“洁癖之必要，就在于那种排除异己的控制力，在它的美学劫持之下，我们过着一种相对清简的人质生活”，文林在书里这样写，写的是他对审美的挑剔。比如他只钟情于单一品牌，像是一种强迫症，“任何对别的品牌眉目传情都犹如不洁的外遇”，当他需要一只碗而中意的品牌店铺缺货时，他的家里就会一直少一只碗。 　　通常，一个有洁癖的人，是让人生畏的，而文林是好相处的天秤座，他说话慢悠悠，时而停下来想一想，似乎在尽量去找对方可以接收到的清晰信号。 　　在朋友们的描述中，文林是一个有些糊涂又目标明确的宅男，总是在路上却不被界定为行者，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山水、美食、美景，“真正能让我安心的是酒店，我喜欢那些安静地待在酒店里的时间，恰好是靠着旅行与自我相处的一种理想方式。” 　　对大部分在路上的人而言，酒店不过是一时驻足的场所，过客始终是过客；对文林而言，酒店就是旅行的目的，比起旅行，“我想度假这个词似乎更适合――度假是一种消化和重建，对我来说，就是在一个有着某种洁癖的酒店里，与自我相处。”于是对酒店的要求，是一个可以待上两三天的地方，于是就有了《那些我睡过的床》，一本标题让人浮想联翩的书。 　　去有设计风格的酒店 　　文林是四川人，曾经在山区生活了18年，他把这一点解释为向往城市生活的原因，想法很强烈的时候，“在某个还充满着内心冲动、无惧未知的时间点，选择了进入上海。现代人的迁徙流转，一定是在寻找一个安定的所在。”这是他到上海的第8年，做着编辑的工作，喜欢上海的街区，对巨鹿路的瘾，就像鸟类栖居在深林。 　　“住巨鹿路是一种瘾。就像把手机设为繁体字是一种瘾，就像只听CD是一种瘾，或者在每个国家买《MONOCLE》综合报道世界范围内生活、文化等话题的英国杂志是一种瘾。巨鹿路是生活没有安全感者的救赎，是外乡人寻找归属感的理想方式。”在文林的文字中，感觉到的是他不同于言语表达的一种执拗和内我保护，一种孤岛式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只能在一定的范围里生活，我们只能拥有一部分，而放弃一部分，在所拥有的这一部分里，我们是安全的，是没有失落恐慌和心理障碍的。” 　　而出走，是人在一个地方久了，总会有一些疲惫的状态，需要一个新的环境的刺激，需要换一个氛围。于是从由工作而来的“去往不同地方采访具有设计风格的酒店”，文林发现其中的乐趣，“一直出差，住酒店后来变成了一件日常发生的事情”，最好的态度，是当做换了一种方式在家里生活。他记录下来的，不是商务酒店，也不是客栈，“设计风格的酒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国外一直都有，中国2008、2009年开始兴起，到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好。”这样一本书，是可以让人们知道，原来还有这种酒店。 　　只有开始 没有结局 　　18岁那年，文林离开故乡四川，经过4天3夜的颠簸来到人生旅途的第一站――厦门。“18岁出川这件事情，在我内心里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用一种告别过去的方式，“只有开始，没有结局”。多年后的旅行生活验证了这句话的含义，文林的足迹开始遍布各地。 　　厦门是一年四季晃着明亮的光的城市，城市很小，光却可以折射出多样的生活元素。在文林眼中，“厦门10年，青春做伴。那是最好的时光，无知、无畏、无牵挂。” 　　《那些我睡过的床》开篇即是记录厦门的“那些床”。鼓浪屿是厦门的“海上花园”，岛上绿树繁茂，空气中尽是温润，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寒冷的概念。“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开一点儿窗，在海滨城市微湿的空气里头可以睡得健康一些。早上天光还未全部打开，人就在窗外的鸟叫声里醒了过来。窗外是两株高龄龙眼树，相距七八米的距离各自罩着一方天地，活了40多年却还在相互攀比着往上长。” 　　“两颗龙眼树，一栋老洋房”，21 Howtel是一个上下三层十二个房间的独栋洋房，“居家静巷”的定位，让它成为厦门本岛最安静的酒店，“安静到会自然放轻讲话与行动的声音，安静到瞬间找回了思考的力量。为了配合这份久违的安静，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没有配备电视机，代之以推荐阅读的书籍（不是杂志），比如你的书桌上那本《这就是纽约》。” 　　树，就像是鼓浪屿的原始生命力。“鼓浪屿最多的树种，大概就是榕树。在去往46 Howtel的路上，远远就能看见一株巨大的榕树破墙而出，浑然遒劲，也许是长得太有姿态了，过往的行人总是被它生动的躯体所吸引，抬头就看见一张巨大的叶网，一手遮天也就在那一刻。”找到一家酒店入住，“人是从鼓浪屿游人如织的喧嚣画面里抽离开来，静谧得恰到好处――打开遮光帘睡觉，在早上醒来时，一睁眼就看见百年老榕，恍惚之间会有躺在自然中的感觉。” 　　人要多细致，才能记住在不同酒店醒来的第一个感觉，会带着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