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红会模式下思考.docVIP

深圳红会模式下思考 　　2013年5月6日晚9时许，高敏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后就急匆匆结束了此次采访，接着她联系了深圳红十字会的一位志愿者司机。20分钟不到，这位志愿者驱车赶来，载着包不离身的高敏直奔龙岗区的一家医院。 　　作为深圳市红十字会（下称“深圳红会”）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这种工作状态从2005年一直持续至今。“全国第一例多器官捐献案例，就是在我不经意接到打来红会的一个电话后协调完成的。”当时还是红十字会无偿献血与骨髓移植协调志愿者的她万万没想到，一通电话竟让自己成为国内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下称“协调员”）。 　　如今，全国已有260余位协调员，并在3年试点期间协调完成器官捐献案例659件。而此时，深圳红会的协调员已增至3名。这3名协调员的日常工作除协助红会做一些器官捐献相关的宣传活动外，就是随时前往自己所负责区域内的医院，与ICU病房以及所有可能产生潜在捐献者病房的医生进行沟通交流。而这些也仅仅是深圳红会模式下的器官捐献能够领跑全国的原因之一。 　　协调员各负一方 　　“没有捐献，何来移植？”深圳红会常务副会长赵丽珍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记者采访时有感而发，器官捐献细分为两类，其一是没有发生捐献行为的志愿者；其二是可能发生捐献行为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前者，我们要靠宣教来营造社会氛围，调动市民积极性，并鼓励大家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后者，我们则主要靠协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