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类类属词类义素外现.docVIP

“树”类类属词类义素外现 　　“类义素”这个概念是王宁（1995）在分析汉语同源词意义的内部结构时首先提出来的，她将含有词义类别的部分称为“类义素”，用/N/表示；含有词义特点的部分称为“核义素”或“源义素”，用/H/表示。我们将“类义素”概念用于类属词的研究中，即指同属一个类别的某一组专名①所包含的共同的类别义素，如“杨、柳、柏、松”等同属“树”类，那么它们的类义素即为“树”。类义素外现，就是指原本隐藏在专名中的类别义素外现，成为语素，与原专名共同组成类属词。类义素外现多形成偏正式结构，这是由于偏正式在表义上具有明确而稳定的特征，因此“当人们需要描述事物现象或是区分物类的时候，往往采用偏正式的构词手法”，而且“偏正性的词性结构一直以名词为主”。② 　　“属+类”是现代汉语③常用的构词方式，且时常被用于创造新词（尽管有些分类并不规范④），但其他语言却未必也是如此。⑤如英语就极少有类属词的形式，大部分基本的类别成员都有自己特定的名称。如“花”的总名为“flower”，而“百合花”是“lily”，“菊花”是“mum”，“玫瑰花“是“rose”；又如“颜色”的总名为“color”，而“红色”是“red”，“蓝色”是“blue”，“绿色”是“green”，少有在这些专名后加上总的类名的情况，⑥也就是说没有出现“类义素外现”现象。另外，澳洲南边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人也是这样：“他们的语言中有许许多多用来称呼各种树木的名词，但一直没有出现表达一般意义的‘树’这个词；他们能辨别几百种动物的脚印，能辨别几十种鸟音，却没有‘兽、鸟’这类名词。”而“另一类澳洲土著维多利克人还没有‘花、鱼’这样的词，当然谈不上‘植物、动物’这种更高的类名词”。（许威汉，1989：4） 　　不仅是外语，在上古汉语中也很少出现类属词。⑦最初大部分大物类下的小品种都是以单音专名形式出现，类义素即隐含在其中。⑧许嘉璐（1996）曾说过：“华夏初民很早就意识到事物是有类别的，但是要意识到语言中与之相对应的词语也是有类别的、词语是事物的标记、词语之同异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则需要文化发展到相当发达的阶段。”那么专名中的类义素是何时开始外现的，“属+类”形式在汉语中是何时成为一种固定的构词方式的，各种不同的类别又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呢？本文主要讨论“树”类类属词的类义素外现。 　　树类词的类义素为“树”。汪维辉（2000：81-82） 指出“以小名冠大名的‘某某树’格式是现代汉语最常用的称树方式”，这种格式“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去宥》：‘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另有“漆树”（《求人》），但是用作山名。笔者考察的结果基本与其一致。先秦典籍中极少见到“某某树”的格式，树名多是以单音形式出现，以《诗经》为例： 　　（1）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 　　（2）山有榛，隰有苓。（《邶风?简兮》） 　　（3）东门之栗，有践家室。（《郑风?东门之?》） 　　（4）折柳樊圃，狂夫瞿瞿。（《齐风?东方未明》） 　　（5）山有枢/漆，隰有榆/栗。（《唐风?山有枢》） 　　（6）山有苞栎。（《秦风?晨风》） 　　（7）东门之杨，其叶??。（《陈风?东门之杨》） 　　（8）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豳风?鸱?》） 　　（9）南山有桑/杞/栲/枸，北山有杨/李/?/?。（《小雅?南山有台》） 　　（10）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小雅?小弁》） 　　（11）陟彼高冈，析其柞薪。（《小雅?车?》） 　　（12）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大雅?卷阿》） 　　（13）徂徕之松，新甫之柏。（《鲁颂??宫》） 　　除第（12）例“梧桐”外，其余均为单音节形式，而且字形多从“木”旁。虽然其类义素“树”尚未外现，但“木”字偏旁实际上已经显示了当时人们对类别观念的重视，只是口语中无法体现而已。 　　口语中使用“某某树”最早应在西汉，汪维辉（2000：83）提出明证，如“《汉书?王吉传》：‘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又如“《汉书?王吉传》载成帝时歌谣：‘……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到了东汉时期，“‘树’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某某树’也常见”。⑨虽然类义素“树”外现，成为偏正复合词中的正语素，但表义重点仍然是位于其前的偏语素。 　　讨论树类类属词，必然会涉及“木”与“树”的替换。上古少有“某某树”格式，应与“树”主要作动词有关，当时表示“树木”的概念多用“木”。作为名词的“树”虽然“始见于春秋战国之交，在先秦汉语中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汪维辉，2000：86）但此时表示“树木”的概念仍以用“木”为常。汪维辉（2000：82）认为“某某木”的格式在先秦文献中也很少见，一般都是直接用专名，他指出就算是在汉魏以后也较少用“木”来构成这个格式。但实际上，在上古“树”还未完全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