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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女性书法家笔墨性情 　　摘要：中国书法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时代环境的制约，长期以来女性书法活动作为边缘化方式存在，经历了艰难的成长过程。女性细腻、文静的气质，决定了她们以温婉妍雅、灵动洒脱为主的笔墨性情特点。 　　关键词：女性书法；成长环境；笔墨性情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7-22-3 　　在中国书法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书法家寥若星辰。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观念的冲击下，书史上卓越的女性书家屈指可数，如蔡文姬、卫铄、管道升等都经历了艰难的成长过程。孙过庭认为书法能“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1]女性细腻、文静的气质，决定了她们以温婉妍雅、或灵动洒脱为主的笔墨性情特点。承载着女性书法家特有的人格、气质、情性的书法作品，展示着女性镂金雕玉之工，珠光焕彩之丽，余音绕梁之韵，风畅云舒之态，舞女回腰之媚，春花争放之姿。本文就女性书法家的笔墨去窥视那存在于笔墨之中的微妙性情。 　　一、中国女性书法家的成长环境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男性的优越地位毫无疑问地始终存在。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处于长期的封建文化模式之中，女性往往以边缘化的方式介入书法创作活动而非主流。 　　从文字的起源上看，如“ ”、“ ”、“ ”、“ ”（女、母、妇、妻）等字，其形若下跪着的人，可见古代女子社会地位低下。此外，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道德行为都有严格的标准，如女性必须要遵守“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还规定了“七去三不去”（ 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者去，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者不去。）等作为严厉的社会惩罚标准。自周朝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三从”道德的教规劝誉、“四德”修养的培养提倡、加之与“七出”条规的威慑惩罚相互呼应作用，逐渐禁锢了封建女子的思想，女子的任务即是相夫教子，做好男权社会的附庸品罢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女性社会地位低，参与社会活动少，受教育程度低，参与书法学习创作的机会很少。 　　在封建社会严格的品评标准束缚之下，古代中国女性有着艰难的成长环境，以书法闻名史册者更是凤毛麟角。最早见诸史籍的女书家是春秋时期鲁国秋胡子之妻，约与圣人孔子为同一时代。北宋释梦英《十八体书》有记载曰：“‘雕虫篆书’鲁国胡子之妻所作。秋胡随牒远仕，荏苒三年。桑时闲玩，集为此书，亦云‘战笔书’。其体道律，垂画纤长，旋绕屈曲，有若虫形。其状则玄鸟优游，落花散漫矣。”[2]“虫书”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可见其历史意义非凡。自汉代以后，女性书家开始涌现，如汉末草书家扶风马夫人，真草唯命之蔡文姬，魏晋书圣之师卫夫人，唐代女皇武则天，民间才女吴彩鸾、薛涛；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之妻李清照，元朝书法家赵孟?之妻管道升，晚明四大家邢侗之妻杨夫人，明末才女叶小鸾，清初帖派书风孔素瑛，民国碑派萧娴游寿。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书法现象中，这些历代极少数的女性书家们，多数都有良好的家学渊源，或是大户人家妻妾，或是主流社会与男性有较多接触的女性，她们有机会与当代艺术名流交流技艺，她们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和安稳的社会条件献身书法艺术。 　　（三）豪放刚毅――巾帼不让须眉之情怀 　　因女性的性格一般趋向于温婉柔润细腻，所以女性书法的笔墨语言就应该趋向于婉约清丽阴柔，这其实是一种男性强权下的被动表现。女性中也不乏以豪放刚毅风格见长的书法家，书法史上以雄健刚毅著称的女性书法家当首数武则天了。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豪放强直的个性，造就了她雄奇的政治人生，反映在其书法艺术上，则呈现出矫若惊龙、逸若御风的独特书风。武则天所书“飞白体”，相传为蔡邕所创。一日她见修鸿都门的工匠用帚子蘸白粉刷字得到启发，“飞白书”帚梗粗硬，线画露空，纵横刷挥，气势飞然，别有韵味。蔡邕、王羲之、欧阳修等都写过此种新书体，然而都没留下墨迹，只有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碑额（如图7）流传至今。碑额飞白字迹，不仅以巨笔挥洒枯刷而成，还装饰以小鸟纹，具有飞动之势，每笔若连若断、有无相济、虚实相生，妙趣无穷。《升仙太子碑》碑阳阴刻武则天御制御书碑文34行，行满68字，碑阳所刻武则天御字2129字（如图8），以章草笔意入碑，骨力圆润，韵致古雅，出笔洒脱，有大丈夫豪气。其结体雄奇而不失婉约，洒脱而不失端庄，刚直而不失凝重，似神来之笔，有大唐之气象。 　　女性书法家的人生体验和性格特点也有阳刚的一面，只是女性的阳刚和男性的阳刚略有不同。比较康有为和萧娴的书法差异，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康有为的作品线条拉扯纵横，空间感很强烈，给人以风云激荡的旷远之美，这是与他的政治家地位相符合的。而萧娴虽拜康有为为师，得其嫡传，但她作为一名